历史学是科学吗？——兼析梁启超晚年史观的新(4)
辛亥革命网 2011-05-19 00:00 来源：《广东社会学》 作者：李喜所 查看：
我国人无论治何种学问，皆含有主观的作用，搀以他项目的，而绝不愿为纯客观的研究。例如文学，欧人自希腊以来即有‘为文学而治文学’之观念。我国不然，必曰因文见道。道其目的，而文则其手段也。结果则不诚无物，道与文两败而俱伤。惟史亦然，从不肯为历史而治历史，而必侈悬一更高更美之目的，如‘明道’、‘经世’等，一切史迹，则以供吾目的之刍狗而已。其结果必至强史就我，而史家之信用乃坠地。
梁启超这里讲的无可挑剔，但真正做到，几乎不可能。因为纯客观的历史研究是不存在的。不过，由此清楚表明，梁已经不再完全坚持20年前提出的历史要“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不再要求“求得公理公例”。再结合前面所述梁启超在历史因果规律问题上的新变化，不难断定，善于“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的梁启超，已经将先前倡导“史学革命”的历史进化和因果规律两大支柱有保留地釜底抽薪了。此时的梁启超已经不承认史学为科学，而主张“历史为文化现象复写品”。梁启超已经从一个科学、理性的真诚信仰者，变成了力图挣脱科学、理性严格束缚的新人文主义者。
1923年，梁启超曾自述这种变化的思想根源是，那时认定史学也和其他自然科学一样，也是有内在因果规律的科学。之所以要寻求“公理公例”，讲历史进化，归纳因果规律，是因为要将史学纳入科学，他颇富感情地讲道：
原来，因果规律是自然科学的命脉，从前只有自然科学得称为科学，所以治自然科学离不开因果规律几成天经地义。谈学问者往往以‘能否从该门学问中求出因果规律’为‘该门学问能否成为科学’之标准。史学向来并没有被认为科学，于是治史学的人因为想令自己所爱的学问取得科学资格，便努力要发明史中因果，我就是这里头的一个人。
梁启超的自我解剖真切感人，他在20 世纪初倡导“新史学”，完全是为了为历史学争科学学科的地位。实际上，学科地位的高低，不在于是不是科学，而在于真理的揭示和对人类的贡献。
除了梁启超所述的学理原因外，其史观的变化，还有其他非学理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的影响极其深刻，不仅改变了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方向，而且引发了中国许多思想家、政治家的新思考和新追求。梁启超在欧洲经过一年多的实地考察后，面对战争的巨大创伤和民穷财困，对其所仿效并竭力奋斗了近30 年的西方社会文化产生了怀疑，同时发现欧美的许多有影响的学者和思想理论家也在重新思考他们过去所一贯推崇的理性主义和科学万能，大学问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巴毕德的新人文主义等新思潮赫然崛起。他们对西方科学理性和实践理性、工具理性的重新思考，尤其对科学万能的反思，令梁震撼。在反复思考之后，梁启超也大体接受。他归国后所出版的考察欧洲的心得——《欧游心影录》，就一反过去，大力批评科学理性主义和科学实证主义，否定科学万能，而鼓吹新人文主义，反对西方理性主义将人“机器化”、“科学化”，几乎被异化为科学和理性的工具，同时倡导世界文明的多元，希望在中国文化中寻求解救中国和世界的新路，从而被誉为东方文化派的鼻祖和最早萌发后现代史学理念的史学名家。前述梁启超否定以往所坚持的史学为科学，对因果规律问题的重新思考和基本否定，就是在这种总体思想指导下的集中反映。此外，梁启超对充满人文关怀的佛学的研究与汲取，也与其史学观念的新变化有关联。梁酷爱佛学，推崇佛学，晚年尤甚。在其后期的作品中，常常可以寻到佛学的踪影。佛学常用的一些词汇，如因缘、轮回、法相、动相、心能、业力、共业等，梁启超经常使用；佛学的某些理论，如因缘果报等，也被梁启超发挥，并运用于学术研究。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佛学的东西时隐时现。因缘轮回、业力转换等观点，实际是梁启超关于因果规律问题重新思考的重要参考资源。总之，梁启超在历史因果规律问题上的新思索，是国际潮流、国内社会文化走向和个人知识积累及修养多重因素重组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