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是科学吗？——兼析梁启超晚年史观的新(2)
辛亥革命网 2011-05-19 00:00 来源：《广东社会学》 作者：李喜所 查看：
为了全面说明难以从历史中找到发展规律，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用了不少篇幅，深入论述了历史的因果规律与自然科学的因果规律之间的区别；详细分析了人类“心力”、“心理”的活动特点。
关于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梁启超归纳了三点: 1、自然科学研究的现象常常反复出现，可以还原，有必然的支配法则；史学研究的对象则反是，常为一度的，不完成的，无法还原的。“故自然科学可以有万人公认之纯客观的因果律，而历史盖难言之矣”。2、各种自然现象常常是同一的、普遍的，从同的； 历史现象则反是，经常是个性的，不一致的，“盖历史纯为个性发挥之制造品，而个性直可谓之无一从同”。3、自然科学的事项为超时间、空间的，历史事项则反是，恒以时间、空间关系为主要基件。不可否认，梁启超指明的这三点极其深刻而准确。
关于心理活动，梁启超尤为重视，认为“凡史迹皆人类心理所构成，非深入人心理之奥以洞察其动态，则其真相未由见也”。如果将历史的僵迹“活化”，关键是探讨人类心理、“心力”的活动。因为社会变化中真正起作用的是长期积聚起来的一种心理力量和由此转化出的一种社会能量，这种能量常常如火山一样突发，难以预料。经过深入思考，梁启超认为人类的心理活动有三大特点: 1、人类之心理欲望是在一定的自然、社会环境中波动的，“心”和客观环境的“物”的冲突是绝对的。人的欲望是永远不会满足和停止的，物则总是在一定的满足和一定的制约中应付人类。“心”、“物”的同一和矛盾运动，“遂永无了期，历史长在此种心物交战的状态中次第发展，而两力之消长，绝无必然的法则以为支配”。也就是心对物的运动是无序的，无规则的。2、个人的心理欲望累积为社会的心理力量，有很长的潜伏过程。而个人的心理活动基本是潜伏的、隐蔽的，难以琢磨，社会的心理也同样如此，而且更难理出头绪。因此，因果律云云，难寻矣! 3、人事之关系既复杂，而人心之运动又极隐蔽、极自由，动机和效果相矛盾的情形经常出现。“往往有动机极小而结果极大者，更有结果与动机分离而别进展于一方向者”。以上三点清晰地表明，人类的心理活动极难捕捉，而人又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因此梁启超认为过分谈历史里头的因果规律，就十分危险。至于称其为科学，更难成立。
二、民国中后期否定历史学为科学的“人文”史观
五四之后的中国史学，从大的趋势讲，大体向科学和人文两个路向发展，虽然每个路向在具体表述上内部存有差异，但两种路向的分野是明显的。前一种路向，胡适、郭沫若等风骚独领，优势明显，是史学界的主流，他们从人类发展规律的大思路出发，致力于历史学的科学化建设。但在20 世纪三十年代前后，也有一些治史名家基本沿着梁启超晚年的史学理念，将史学“人文化”，形成了和郭沫若等不同的另一种治史路径。其虽不占史界主导，但也值得重视。他们反对历史学是科学，基本否定历史规律，倡导“同情”式的理解历史，讲究“境界”和还原历史“场景”，呼吁合理地求证因果关系，仅在研究手段上追求科学。傅斯年声称“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中世中古的意味，且每以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在傅斯年看来，几乎所有的历史论著和文学作品一样，讲的皆是“很有趣”的故事。所以他吁请史学工作者只研究史料，不探讨因果规律，更不必著书立说，其名言是: “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但令人难解的是，傅斯年这种史料即历史的非理性主义的富有人文色彩的史学观，却自称其所倡导的历史学是和自然科学相一致的科学学科。可见，南辕北辙在傅斯年这样的智者身上也偶尔出现。在史学非科学的阐述上，还是何炳松一语中的，其云：
世之习史者，不谙史之性质及其困难，妄欲以自然科学之方法施诸史学，以求人群活动之因果，或欲以社会科学之方法施诸史学，以求人群活动之常规。其言也是，其理实非。
他尤其反对考求历史规律：
“盖定律以通概为本，通概以重复为基。已往人事，既无复现之情，古今状况，又无一辙之理，通概难施，何来定律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