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是科学吗？——兼析梁启超晚年史观的新(3)
辛亥革命网 2011-05-19 00:00 来源：《广东社会学》 作者：李喜所 查看：
与何炳松持同样观点者，还有民国时期一批颇有影响的学者，包括吴宓等学衡派。他们将历史研究看作对古人和古代社会文化的理解，强调人文主义的客观阐释，注重因缘果报，讲究“义理”、“境界”，追求人的“文化”的过程和文明的积累与传承。不过，他们虽然反对历史学是科学，却十分强调治史要采用科学的手段。诸如，重史料、求实证、求通致用、古今贯通等。陈寅恪尤其推崇所谓“同情式的理解”，其云：
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社会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依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片断，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认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其持论之所以不得不始造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形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 但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附会之恶习，固今日所得见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非经过解释及排比程序，绝无哲学史之可言。然若加以联贯综合之搜集，及系统条理之整理，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由此之故，今日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今日自身之哲学也； 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系统，则去古人之真相愈远。
这段话出自陈寅恪对冯友兰所著《中国哲学史稿》的评审报告。十分清楚，陈寅恪并不推崇以今日之哲学去注解古人之哲学，更对言之凿凿、条理清晰、因果明确的哲学史论著不感兴趣。其理想的史学是人文式的设身处地的理解和比较合乎历史实际的解读。但这里所提出的“同情”式的科学研究方法则意义深远，弥足珍贵。实际上，“同情”应理解为“通情”，意为：
1、对古人所处时代环境的真切了解 2、对所依据史料必须求真并理解准确；3、与古人平等、客观、实景式的“交流对话”；4、将观点和论据条理化、系统化；5、以著者的学识水平和自身所处社会环境以及自身特定的价值取向，写出代表自己思想指向的论著。如果这样的理解大体是准确的，则陈寅恪这种“同情”式的历史研究法，洋溢着历史主义的科学精神。
总而观之，包括陈寅恪在内的，与梁启超晚年史学新路基本一致的这些治史名家，在历史研究过程中，很少倡导探讨历史规律，他们揭示的是人文的理念、科学的手段。
三、梁启超否定历史学为科学的原因
在1919 年之前，梁启超始终认定历史是科学的、进化的、有规律的。这一基本理念不仅没有变，而且是这种史观的积极倡导者、宣传者和实践者，他写了很多论著阐述历史的进化和发展规律。那时及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史学界大致按梁启超的思路，以谈进化和规律为时尚，以建树历史学的科学性为崇高的学术目标。然而，从1918 年12 月28 日到1920 年3 月5 日，梁启超经过到欧洲进行一年多的考察后，认识发生了如前面所论述的变化。在历史进化的问题上，其并不完全信服进化论。他只承认物质文明是进化的，但是“堆积”式的进化； 至于人类智能和精神文化的进化，几乎难以琢磨，缕不出头绪。如果讲历史的进化，只是历史遗产的不积蓄和“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的“向上进行”。梁启超甚至觉得中国古代“一治一乱”的循环史观，仍然有一定的道理。其云: “我们平心一看，几千年中国历史是不是一治一乱的在那里循环? 何止中国，全世界只怕也是如此”。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梁启超并不以历史进化为全书的灵魂，而呼唤“纯史学”，要求治史者“为历史而历史”。其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