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毓麟研究中的几个问题(3)

　　杨毓麟抵达东京之前，中国同盟会早已成立，亟待发展。杨与黄兴、宋教仁等人会晤后毅然辞去随员职务，并于1906年6月25日正式加入同盟会，协助黄兴等人扩展同盟会组织。不久，其姊寿玉病逝，杨“归慰先慈，家居七日即返沪，自此不复履三湘故土”。[13]此后，复在沪设立正利厚成肆为江海交通机关，用以扩充组织。在沪期间，杨除参与收回利权斗争、响应萍浏醴起义、营救受难同志外，还用主要精力协助于右任倡办《神州日报》，继续致力于革命的宣传发动工作。从1907年4月2日《神州日报》创刊到1908年4月20日被留欧学生监督蒯光典聘为秘书随赴英国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在《神州日报》上发表了十多万字的文章，痛陈民族危机形势，号召国民奋起反帝；宣传“排满革命”，揭露清政府政治黑暗，官吏贪鄙残忍；痛斥清廷“预备立宪”，揭穿其虚伪本质和荒诞措施。1909年冬，蒯光典因故罢归，杨亦辞秘书职，转赴英国苏格兰厄北淀大学学习，专攻英文和生计学，借以“探社会学之奥”。[13]迄至1911年8月5日（农历闰六月十一日）蹈海殉难，他一直未曾离开过英国。

　　 三、关于杨毓麟蹈海的主观动因问题

　　杨毓麟平素是不主张自杀的，他在《记英国工党与社会党之关系》一文中说：“厌世派之拔刀自刎，投江自杀，亦是放弃责任，亏损人道。”[15]那么，他为什么最终选择了自认为“自杀则为怯”的道路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理论探索中的矛盾使他无法自解。杨毓麟留学英伦期间，欧洲各国正普遍流行无政府主义，他通过“浏览各报，始知欧洲政治事情，固与东方大异”，[15]他对自己在理论和实践上曾经探求不止的无政府主义进行了反思，他认为，由于国情不同，在外国能行的，而在中国就不一定行得通。此时无政府主义似乎对他已经失去了吸引力，他想通过对西学的研究，对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系统探索，吸取新的思想营养，寻求新的动力，他在给《民立报》社的通讯中写道：“无政府教义所趋向者，绝对真理也”。“绝对真理”和“现实物质有情世界”两者合并，便可达到“万国无政府黄金世界”的理想社会。“将此物质有情世界铸成一绝对真理世界，无政府教义之所趋向全在于是。”但他对未来又表示怀疑，感到遥遥无期，感到渺茫，他说：“物质有情世界”与“绝对真理”“更历若干世纪始可全并，或者毕竟至地球末日始可望合并，亦未所知。释迦言历无量数劫，乃可成佛，无政府教义亦当合历若干劫，乃可完成万国无政府黄金世界；释迦言不度尽众生，誓不成佛，无政府党亦当言，不合并物质有情世界与绝对真理为一，誓不成无政府党；释迦言众生亦度得尽，亦度不尽，无政府党亦当言物质有情世界与绝对真理亦合并得尽，亦合并不尽”。“吾知无政府党无论以何神力，决不能使此地球上法界楼台弹指立现”，“故与其虚悬一理想之万国无政府黄金世界，不如自从本民族、本国民之现状大刀阔斧，改革建造”，因此，“抛弃目前真实革命事业种种活动，而妄逐无政府玄谈者，愚也。”[15]用佛教理论来解释和论证无政府教义，使他的思想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他一方面指出，未来世界是一个充满了“绝对真理”与“现实物质有情世界”结合的“黄金世界”，但另一方面又以“释迦言众生亦度得尽，亦度不尽”的信条否定了这个“黄金世界”的到来；他一方面赞扬“铁血杨毓麟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革命”，另一方面又感叹无政府主义“足以涣散国人进取之心”，自己“不欲纯然卷入无政府波澜中也”。[15]理论的探索已使他陷入矛盾之中，无法解释，而又无可解脱。

　　二是英国社会贫富不均的现实又使他感到前景暗淡。1910年夏，杨毓麟利用暑假到英国农村作调查，并有闲暇偕杨昌济一道到巴拉塔度假，使他有机会接触英国社会的下层群众。与英国城市相比，他看到的是另外一番图景，据他记载：“英人财产分配不均，富者占山泽连数十里，贫者仅蔽一椽。环那诃嘎湖皆贵族麦铿济氏产也，财产专属一人，而地力复硗瘠，村居者掘泥灰御冬。”[4]（402页）而挖泥灰者形容枯槁，颜色憔悴。英国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使他想到资本主义社会并不能消灭贫困和解决社会危机，从而使他又陷入深深的矛盾和苦恼之中。既不满现实，又对未来感到失望；既赞美“铁血”革命，又感叹用“铁血”革命换回的社会制度并不令人乐观。这一时期，从他所写的诗文分析，已充满着深沉悲切的情调和无可奈何的心境！曾几何时，他也吟唱过充满豪情的诗篇：“山河破碎夕阳红，只手擎天歌大风。莽莽中原谁管领？龙蛇草泽尽英雄。”[4]（395页）而今却是另外一种心情：“去国意未忍，四辕当此时。津梁疲末路，醒醉动凡思。世事真难说，余心不可移。平生凄恻惯，宁与白鸥期。”[4]（397页）深沉悲戚、茫然无奈之感溢于字里行间。

　　三是武装起义和暗杀的迭次失败使他感到孤独和悲观。杨毓麟自参加拒俄运动以来，他直接参与响应华兴会策动的长沙起义和在上海发动的鄂、宁起义都悲壮地失败了，前者以会党中人的告密而流产，哥老会著名首领马福益于翌年4月20日在萍乡被捕遇难；后者又因受万福华事件的牵连而造成黄兴等十三人被捕入狱。于是，他只好改变方略，“变计混迹政界，以从事中央革命。”[12]1905年9月24日，他和吴樾谋刺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又以战友吴樾当场死难而告终。直到1910年3月23日，汪兆铭、黄树中谋刺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入狱，事前，杨毓麟千方百计为他们的暗杀计划效力，不远万里从苏格兰采购炸药。（经西人化验，炸弹中炸药出自苏格兰，系杨毓麟从英国购办）可是，这一暗杀计划又未能实现。屋漏又遭连夜雨，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精心筹备的黄花岗起义又失败了，损失惨重，当时社会上误传黄兴已在战场上牺牲，消息传到英国，杨毓麟深受刺激，夜不成寐，“精神痛苦，如火中烧”。[16]后来，他又收到冯自由从加拿大寄来的信函，证实黄兴仅伤右手，断两指，生命无恙，稍感安慰。但革命为什么总是失败？革命的依靠力量在哪里？革命的前途何在？他真想回国“寻二民贼死之”，以泄心中悲愤，又苦于远隔重洋，海天万里，经济拮据，回国谈何容易！心中痛苦，无法摆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