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毓麟研究中的几个问题(2)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既然杨对自立军起事在思想上是同情的，为什么又没有直接参与呢？诚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自立军起事“既保持着戊戌变法的旧痕，又初露出革命的新机”[7]，上承戊戌变法，下联辛亥革命，其纲领既有过去的成分，又有未来的因子；忠君与反清并存，新因素与旧成分交织；既有保皇派、维新派参与，又有革命派支持；一方面联系着康有为、梁启超，另一方面又联系着孙中山。对于这样一个既“勤王”又革命的复杂政治运动，何去何从？杨毓麟的确难以抉择。在自立军起事之前，杨氏未出国门一步，他的思想一直停留在改良阶段，此时，他并不主张采用自下而上的革命方法进行，这从他尔后回忆对贺金声起义的态度可以得到反映。他认为，贺金声起事是以“排满与排外二者交迸于脑蒂，欲乘时飚起，徒以策略疏阔，为贼臣所夷灭。”[2]（35页）在杨看来，既然贺金声起义失败的原因是由于“策略疏阔”，所以他是不会参加的。这里所谓“策略疏阔”系指“下等社会”实行由下而上的暴动，因为“下等社会知觉几无，一切举动绝无意识”，[2]（39页）他是不愿意参加的。从改良这一点看，他是赞成的，而从革命这一点看，他又是不赞成的，这种矛盾的心情决定了他对自立军起事的矛盾态度，自立军起事失败，唐、林等人被害，使他的思想深受刺激，他开始从改良转向革命，从而初步形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

　　 二、关于杨毓麟三次赴日本留学的时间问题

　　杨毓麟第一次留学日本，使他有机会接触到由日文转译的西方社会科学名著，他的民主革命思想渐次趋于成熟；此后，他又两次赴日，他的许多重要著作和译作都是在日本东京完成的，因此，东京成为他和其他革命党人从事反清革命活动的重要根据地。弄清杨毓麟三次留日的时间对于研究他的民主革命思想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过去史学界对其留日的时间却众说纷纭，一篇题为《蹈海烈士杨守仁》的传记文章谈到杨第一次留日时这样写道：“1900年4月，杨守仁东渡日本留学，在去日本的海轮上，碰到了湖南同乡杨度，杨度劝杨守仁留心帝王之学，以便将来回国后大展宏图，辅佐一雄才英主，立宰相之业。杨守仁对这位同乡的才学很钦佩，但对他为一人一姓服务的帝王之学很是反感，表示决不同意，并说如果不能打倒清政府必将蹈海以酬其志。”[8]但据杨毓麟1909年7月9日《致夫人俪鸿》的家书中称：“畴昔辛丑之冬，余以七编三章，留别俪鸿。初春判袂，奄及于兹，相见仅二次，聚首不及匝月。”在同一家书中又称：“壬寅，余始东游，自此以来，羁旅东京，周流津、沪，志事护落，髽华忽焉。及此岁末，八更寒燠。”[4]（32页）此处所云“辛丑之冬”，“初春判袂”，具体时间应在壬寅年过完春节之后，公历当在二月下旬在上海候船，应在1902年3月下旬离开上海，4月初到达日本东京；如果从1902年4月算起，至1909年7月为止，正好八年，与“及此岁末，八更寒燠”的说法相符合；同时，这一时间与湖南留日学生“癸卯七月调查”所列《湖南同乡留学日本题名》的时间相吻合，该题名录明确指出，杨“到东年月”为“壬寅四月”（指公历）。[9]但据该题名录所记杨度到达东京的时间为“壬寅三月”（指公历），杨度至少要比杨毓麟早一个月到达东京。况且，杨毓麟此次赴日系第一次出国，正值豆蔻年华、踌躇满志，根本不可能想到“蹈海”之事。杨毓麟与杨度同船赴日之事诚有之，但不是在1900年4月，而是在1904年12月上旬，即杨毓麟第二次赴日之时。

　　杨毓麟赴日之后，一面学习日语，并专攻政法，一面从事革命的实践活动，并撰写了洋洋数万言的《新湖南》一书；主编《游学译编》期间，又撰写了《满洲问题》和《续满洲问题》等长篇文章，翻译了《自由生产国生产日略述》、《纪十八世纪末法国之乱》等文章，并于1903年5月参加了拒俄运动。5月2日，拒俄义勇队改名为“学生军”，杨被委任在学生军本部办事[10]，5月11日，学生军改名“军国民教育会”，杨自任为“运动员”，愿意回国负责在江南一带策动武装起义，于是他与周来苏等密携炸药回国，接着又应邀参与长沙起义和鄂、宁起义。长沙起义因奸人告密归于流产，鄂、宁起义又回受万福华事件牵连，使上海余庆里机关遭到破坏，清吏从余庆里机关搜出手枪、炸药、名册、会章以及杨毓麟名片多张，杨只好改名杨守仁，于12月上旬与宋教仁等一道逃亡日本。

　　杨毓麟第二次赴日应在1904年12月4日。据宋教仁12月4日日记记载：“时已约定今日登轮”，“戌正，始起身回至舟中，经五（指胡瑛，引者注）、胡范菴皆送至舟中乃返。余遂展被就寝，然心中甚不安，寝不成寐也。”12月6日日记记载：“晴，是日风仍不止，舟行震荡不止。”舟中，“晤得杨笃生、杨晰子，一即启华译书局之人，一则万福华案被嫌疑，皆赴东者也。”12月13日日记记载：“辰正，舟近东京湾，望见海岸山色隐隐。良久，舟已入口，暂停轮，俟医生检疫讫，复移近岸下碇，即横滨市之码头也。至此而自上海迄日本东京之海程已讫矣。”[11]由上可知，杨毓麟因受万福华事件的牵连，于1904年12月4日从上海启程，通过9天的航行，至12月9日抵达日本横滨。

　　杨毓麟在鄂、宁起义失败后，他考虑到在东南沿海发动起义“不如袭取首都收效之速”，于是“乃变计混迹政界，以从事中央革命。”[12]风潮过后，他遂于1905年春再次回国入京城，在管学大臣张百熙（长沙人）的帮助下，出任译学管教员。他以教员身份为掩护，秘密从事暗杀活动。

　　那么，杨毓麟第三次赴日为何时呢？这个问题与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是相联系的。1905年7月16日，清廷颁发谕旨，实行预备立宪。拟派遣载泽、徐世昌、戴鸿慈、端方出洋考察，稍后，又加派绍英参与其事，凑成五人，称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杨获此消息，来到保定，向吴樾密告此事。吴樾愤然曰：“彼五大臣可击而杀之也。”[13]吴提出暗杀五大臣的主张得到杨的首肯，但杨考虑到自制炸弹无电动开关，实施者终不能幸免于难，因此，又不忍心让吴樾去执行这一计划，他作为“北方暗杀团”的团长，自然力争担任炸手，吴樾起而制止，表示愿意“牺牲一己肉体，以剪除此考求宪政之五大臣”，[14]并建议杨毓麟设法打入载泽幕中，以收里应外合之效。由于五大臣行期提前，吴樾急不可耐，遂于9月24日怀揣炸弹，乔装成皂隶，从容步入北京正阳门车站站台，登上五大臣专车，准备将五大臣炸毙。当机车与车厢挂钩时，因车身震动，触发炸弹，吴樾当场死难，五大臣中仅载泽、绍英受轻伤。早在五大臣出访之前，杨已预先谋得载泽随员一职，以为内应；事件发生后，清廷当时并未怀疑到他，故仍以五大臣随员身份同行。五大臣因此延至12月11日启程，杨作为随员，顺利抵达东京。由此可见，杨毓麟第三次赴日的时间应为1905年12月11日，这是毫无疑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