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对外开放思想的形成及其特征(4)

　　其二，强调平等互惠，反对外国独占其利。武昌首义后，孙中山尚未归国，他在法国巴黎与《政治星期报》记者谈话时指出，新政府与各国通商应立于平等互利的基础之上，“将海关税则重行编订，务使中国有利，不能徒使西商独受其利”[72]。1920年，孙中山在谈及中美合作时，建议：“美国的资本家与中国人联合，共同开发中国的实业。美国人提供机器，负担外国专家们的开支；中国人提供原料和人力。合作的基础建立于平等互惠的原则上。美国的资本当可获得应得的利益，但非过度的报酬。”[73]翌年，孙中山与东方通讯社特派员谈到如何改善中日两国帮交时，他希望“日本实业家早日当觉悟，对华投资须以非侵略、对等的、而以增进中国的幸福为要紧”[74]。

　　其三，强调“取法乎上”，后来居上，反对跟在别人屁股后面亦步亦趋。早在1905年，孙中山就曾指出：中国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吸收其“文明的精华，而决不成为它的糟粕的牺牲品。”[75]稍后，他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上演说时又谈到，学习外国只能“取法乎上”，而不能“取法乎中”，更不能“取法乎下”。他说：“若我们今日改革的思想不取法乎上，则不过徒救一时，是万万不能永久太平的。”“救中国，要从高尚的下手，万莫取法乎中，以贻我四万万同胞子子孙孙的后祸。”[76]1919年，他在阐述三民主义主旨时又重提这个问题，他说：“若能取鉴于欧美之工业革命，经济发达所生出种种之流弊而预为设法以杜绝之，则后来居上。”[77]在引进外国科技方面，“起首便应该不必用煤力而用电力，用一个大原动力供给全国”，“好比是军事家的迎头截击一样，如果能够迎头去学，十年之后，虽然不能超过外国，一定可以和他们并驾齐驱”。“我们要学外国，是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向后跟着他”。“跟上世界的潮流，去学外国之所长，必可以学得比较外国还要好，所谓‘后来居上’”[78]。这种创造性地学习外国的思想，体现了孙中山的远见卓识。

　　其四，强调结合中国国情，取长补短，反对照抄照搬。1897年，孙中山在谈及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时就声明，“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全盘照搬过来。”[79]他清楚地认识到，“欧美有欧美的社会，我们有我们的社会，彼此的人情风土各不相同”[80]；况且欧美的“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81]，要取其善果，避其恶果。因此，实行对外开放，只能“取人所长，补我所短”[82]，要“内审中国之情，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83]。孙中山还尖锐地批评了某些极端崇拜外国，对民族历史文化采取虚无主义态度的人，他说：“中国从前是守旧，在守旧的时候总是反对外国，极端信仰中国要比外国好；后来失败，便不守旧，要去维新，反过来极端的崇拜外国”，“事事都是仿效外国”[84]。孙中山认为，这种盲目排外和盲目崇外两种心态都是不可取的。

　　毫无疑问，孙中山的对外开放思想对于促进中国的近代化具有积极意义。无论从当时的历史实际考察，还是从更广阔的历史空间和更久远的历史跨度来审视，其所昭示的历史必然在今天仍然闪烁着熠熠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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