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对外开放思想的形成及其特征(2)

　　二是基于对世界潮流的正确审视。人类历史进入近代以后，“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20]。随着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为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本家奔走于世界各地，致使“百货畅流，商贾云集”[21]。而泰西各国为了保护出外经商之民，“必设兵船、领事为之保卫”[22]。开放主义成为一种世界潮流，孙中山敏锐地把握了这一经济发展趋势，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独立地世界经济体系之外，他说：“今日立国于世界之上，犹乎人处于社会之中，相资为用，互助以成。”[23]因此，“吾人正宜迎此潮流，行开放门户政策，以振兴工商业”[24]。

　　三是源于对清朝实行闭关政策危害的认识。孙中山认为，清朝实行闭关政策，是违背世界历史潮流的。他说：“昔日之闭关主义，实于时势不合。”[25]并猛烈地批判了闭关自守、盲目排外的思想。他说：清朝的闭关政策，使中国人民“困于黑暗之中”[26]，“天赋智能，艰于发展”[27]。这是造成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孙中山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入手，论述了中国在清朝以前并不存在排外思想：“试取西安府景教碑读之，则知当七世纪外人已传教至支那，且欢迎教以入支那者为汉明帝，而国民亦热心信仰，迄于今世犹极庄严，为支那三大教之一。至于外国商人，亦得旅行于内地，自汉晋以来，史不绝书。”[28]“唐朝最盛时代，外国人遣派数万留学生到中国求学。”“我中国人亦不反对。”[29]“降至明季，其相徐光启舍身以奉天主教，其挚友耶教徒利马窦亦至北京，受国人之崇敬，则支那人此时绝无排外思想。”“至满洲兴盛而政策渐变，禁全国与外人通，放逐传教士于境外，戮民人以私奉外教者，著之为厉禁，士人迁徙于他国者，处以死刑。”[30]因此，“中国的闭关自守政策，乃是满洲人自私自利的结果，并不能代表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意志”[31]。孙中山在这里把能否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视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发达的标志之一，是很有见地的。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孙中山认为，兴利除弊的事情很多，但主要的是发展实业，促进经济的发展，而要想实业发达，非用“门户开放政策不可”[32]。他指出闭关政策之弊：“中国亦素自尊大，目无他国，习惯自然，遂成孤立之性”，“犹孤人之于荒岛”[33]；这种“荒岛之孤人，以一人之力而发展其荒岛，使之田园尽辟，道路悉修，港湾深浚，市场繁盛，楼宇林立，公园宏伟，居室丽都，生活优逸，如此，虽延长其寿命至万年，彼必无由成此等之事业”[34]。孙中山还以修铁路为例说明，“若不恃开放主义，则吾国人必无此财力，虽有政策，亦徒托之空言”[35]。因此，他得出结论：中国欲求经济发展，“不得不持开放主义”[36]。

　　四是受近代改革派开放思想的影响。早在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就开始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国外情况，主持编辑了《四洲志》和《华事夷言》，并且购买了外国船舰，要求道光帝与各国进行正常贸易。魏源在此基础上编著了《海国图志》，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主张仿制西方的军事武器，学习西方的练兵方法，创办军事工业和其他厂矿企业，大胆建议清政府在虎门拨出一块地方让外国人投资办厂，让中国有识之士进厂学习。几乎和魏源同时代的徐继畲编纂了《瀛环志略》，系统地介绍了世界近八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历史沿革、经济文化及风土人情。此后，洋务派官员也主张在不触动封建统治的前提下，提出引进外国的科学技术、派遣留学、翻译西书等，洋务派的理论家、早期改良派代表人物，从世界的角度去分析中国的前途，从中外对比中论证实施开放政策的作用。留美第一人容闳就多次呼吁中国要对外实施开放政策，并具体提出了中外合资开发长江和修建铁路的建议，先后带领詹天佑等一百多名幼童赴美留学。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等人也都大声疾呼中国必须开放。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一批维新派思想家以进化论为武器，主张在君主立宪制的前提下实行对外开放。孙中山的对外开放思想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使近代对外开放思想具有了新的内容，更加完整、系统并趋于成熟。

　　 三

　　孙中山对外开放思想的内容非常丰富，概括起来主要包括引进外国的资金、人才、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等等。他曾指出：“欢迎列国之雄厚资本，博大规模，宿学人才，精练技术，为我筹划，为我组织，为我经营，为我训练。”[37]

　　引进外国资金是孙中山对外开放思想最为重要的内容和构架这一思想的基点。他说：“经营上之发达，自然、人力、资本三者皆有巨效。而今日谋中国之发达者，不患自然力之不充，人力之不足，所缺者资本而已。”[38]资金问题是关系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辛亥革命爆发不久，孙中山就在欧洲谋求新政府的借款，并作出估计：“中国今日非五万万不能建设裕如。”[39]如此巨款，孙中山曾寄希望于土地国有、涨价归公上；但是，辛亥革命后，平均地权未能实现，这一希望也因之落空。孙中山曾试图发行公债筹措建设资金，但认购者寥寥无几，无济于事。因此，孙中山指出：“唯现当民穷财竭之时，国家及人民皆无力筹此巨款，无已，唯有募集外资之一法。”[40]那么如何引进外资呢？孙中山设计了两条途径：一是与西人合股建立银行。“专以输入外资为目的，直接则振兴中国实业”[41]。二是利用外资直接投资于实业。在这一途径中，孙中山又以修筑铁路为例，提出了三种更为具体的方式：“甲、借款自办；乙、华洋合股；丙、外人包办。”[42]三种方式，各有利弊，而以丙法最善，“较之借款自办，可免五害：一无交款回扣之害；二无购料回扣之害，三无按年出息之害，四无亏耗津贴之害，五无至期偿还原本之害”[43]。孙中山针对清廷借外债镇压农民起义和满足各种奢侈消费的弊病，提出要严格掌握外资合理流向。他反复强调：“借外债以营不生产之事则有害，借外债以营生产之事则有利。”[44]借外债应“从事生利事业，不可以供消耗之用”[45]。否则犹如剜肉补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