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法”之争与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事件(4)

　　胡汉民的态度使蒋极为愤怒。2月25日胡汉民谈话见报的当天，蒋介石即在日记中写道：“彼坚不欲有约法，思以立法院任意毁法、乱法，以便其私图，而置党国安危于不顾。又言国民会议是为求中国之统一与建设，而不言约法，试问无约法何能言建设！”28日，他在《致胡汉民函》中尖锐地责问说：“遍查各国历史，在革命政府成立而统一亟需巩固之时期，是否均有一全国国民公守之大法？今即退一步而政府不提出训政时期之约法案于国民会议，亦必由国民会议自身决定应否议及约法，乃先生必预欲剥夺国民会议提及约法之权，是直欲限制国民会议，压迫国民会议，使国民会议之真意全失，仅预为捣乱者再留一为约法而战之题目而已。”

　　蒋介石高度评价约法的作用，称之为“本党与中国生死存亡之最大关键”。他认为，孙中山晚年并无不要“约法”的主张。《日记》称：“总理革命，主张严弃民国元年参议院之约法，而重定训政时期之约法，是审正革命之约法，而非不欲有约法也。”他和汪精卫一样，也只能在孙中山思想的范围内做文章。

　　蒋介石虽然早年就参加辛亥革命，但始终并无多少民主思想。他此际之所以重视约法，主要是中原大战和北平扩大会议的刺激。《致胡函》称：他的“江电”是“积数十万将士之鲜血、战地无数人民之牺牲，疮痍满目，痛定思痛，惩前毖后，滴滴血泪之所成”。这段话虽不无美化自己之嫌，但道出了他的“政治刷新”主张和中原大战之间的关系。同函又称：“两年以来，党国多故，叛变纷起”，“不能不为拔本塞源之计，以求战祸之永不复行”。这段话比较真实地道出了问题的实质。中原大战是国民党统一中国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军阀混战。双方动员兵力高达160万人，其中“逆军”伤亡20万，“讨逆军”伤亡近10万。它不仅造成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也严重威胁着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接过政敌的口号，力图以此争取人心，剥夺反对派的借口，从而稳固自己的统治。

　　这一时期，蒋介石思想中确有某些“刷新”的念头。除赦免军事、政治犯、制定约法外，废除国民党代表大会的指定和圈选制度亦是一例。

　　国民党采用指定或圈选制由来已久。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共有代表406人，其中指定者211人，圈定者122人，选出者仅73人。当时就受到不少地方党部的反对。三全大会甫经闭幕，所谓“护党救国第一方面军”等反蒋力量即乘时而起。北平扩大会议宣言更称：“本党组织为民主集中制，蒋则变为个人独裁。伪三次代表大会指派圈定之代表数在百分之八十以上。”针对这种情况，蒋介石曾在日记中写道：今后“各省党部选举绝对自由，不再圈定，而一切议案亦绝对公开”。他还表示，即将召开的国民会议“必须自由提案，自由决议，不加限制”。

　　尽管蒋介石的目的是“阏绝乱源”，巩固统治，但是，赦免军事、政治犯，制定约法，自由选举、自由提案，议案公开，等等，毕竟是在向着现代民主和法治前进。他在“江电”中重提曾作为国共合作基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也颇有耐人寻味之处，无奈蒋介石专制、独裁成性，一遇到反对意见，他就又用起老套路来了。

　　四、蒋胡矛盾的其他方面

　　除了约法之争，蒋胡矛盾还有其他一些方面：

　　（一）胡汉民多次批评国民党、国民政府行政院和蒋介石本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即以“造成廉洁政府”相号召。2月16日，胡汉民发表演讲，指出四年中不曾检举过一个贪官污吏。他质问道：“我们能相信今日之政府，是真实廉洁了吗？政府之下的公务人员，是真实都奉公守法了吗？不待言，是一个绝大的疑问。”同日，又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发表演讲称：“目前我们党的生气，似乎一天一天在那里消沉了。”“从前国民党包办一切，不许人家来染指，现在则包而不办，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阶级。”胡汉民当时此类言论很多，其最尖锐者为批评南京国民政府“政不成政，教不成教”，这使蒋大为不满，指责其“诽谤行政院”，“漫肆讥评”，“若必欲使中央信用丧失，革命无由完成而后快者”。在国民党历史上，胡汉民是老资格，而蒋介石只是后生小辈，因此，胡汉民对蒋介石批评、教训起来也常常不留余地，蒋介石对此尤为恼火，指责其“以政治一切罪恶推于中正一人之身，而以军人不懂政治之诽谤，诋之于中外人士之前”。

　　（二）胡汉民反对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要求蒋介石辞退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一职。“江电”中，蒋要求提前召开国民党四全大会，胡反对；及至法定时间已到，胡仍然反对。其原因，据蒋称，是由于胡要求蒋辞退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一职未能如愿。《致胡函》称：“先生尝对中正等自诩政治手腕，惟史太林差可比拟，其不欲第四次代表大会早为召集，是否以强迫中正辞退组织部未遂所欲，乃致先生之个人布置未周妥，所以模仿史太林者尚须逐渐准备？”

　　（三）胡汉民企图以立法院牵制以蒋介石为首的行政院。胡汉民认为：“立法者只该忠于党，忠于国，忠于由法律案所产生的政治设施。”他企图以立法来限制行政，补救行政的过失。对此，蒋介石指责其为“阻碍革命，破坏《建国大纲》之精神。”《致胡函》称：“今先生对于政制之应单纯简捷者，必使之复杂纷纠，以致一切政治皆东牵西制，不能运用自如。”“必欲以五院院长牵制行政，且皆欲以立法院主张是从，而以立法院为国民政府之重心。”

　　（四）立法院搁置《邮政储金法》。1930年，行政院交通部曾将《邮政储金法》交立法院审议，但胡汉民认为，邮政储金关系国家财政的周转和挹注，因此持审慎态度，该案始终未获通过。对此，蒋介石指责说：“行政院要案，有搁置一年之久不得通过者。”

　　（五）立法院对《中日关税协定》提出质疑。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即推行“改订新约”运动，企图修改鸦片战争以来列强陆续加在中国身上的不平等条约。其内容之一是改订关税条约，实现关税自主。但是，南京国民政府的这一正当要求却遭到了日本政府的蛮横拒绝。经过艰难谈判，直到1930年5月，日本才在列强中最后一个与中方签署协定。中方承诺每年从海关税收中提取500万元，用以偿还北洋政府向日方的借款，同时允诺三年内不提高日本对中国出口的主要货物的关税率；日本则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权。由于让步较大，立法院提出质问，蒋介石当时在前方，命人询问胡汉民：“军情紧急，胡先生这样干，是不是想推翻政府？”胡对来人答称：“签订法律案，不经立法院认可，是违法”。他指责主持谈判的外交部长王正廷“昏聩糊涂，擅签协定”，建议撤职查办。对此，蒋介石指责为“反对外交，妨碍税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