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法”之争与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事件(6)
辛亥革命网 2011-05-16 00:0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作者：杨天石 查看：
“扩大会议”诸人自离开太原后，反蒋活动的重点转入舆论宣传方面。汪精卫于3月14日发表宣言，指责蒋介石“一面摆酒请客，一面拔枪捉人，以国民政府主席，而出于强盗绑架之行径”。其后，连续发表文电，以“颠覆个人独裁，树立民主政治”及“恢复民主集权制”相号召，呼吁各反蒋派系联合起来。他探悉粤方酝酿反蒋后，即积极表示愿意参加。广东方面秘密征询胡汉民的意见，胡表示同意。
南京国民政府内部此际也发生分化。孙科原是蒋倒胡依靠的人物，但他由于看不惯蒋的作为，离宁赴沪，消极抗议。5月5日，致电蒋介石称：“历代各国元首罪己，事本平常”，要蒋“自讼自劾”。21日，秘密偕唐绍仪、许崇智、陈友仁离沪赴港，和汪精卫、白崇禧等会面，讨论两广合作讨蒋问题。此后，他即成为西南反蒋阵线中最激烈的人物，演说中有云：“蒋不是寻常老鼠，是一个疫鼠，传染甚速，倘我们不忍些痛，急扑杀之，则全国皆亡不可！”
联络既有端绪，唐绍仪、邓泽如、古应芬、林森、萧佛成、汪精卫、孙科、陈济棠、许崇智、李宗仁、陈友仁等于25日联署，通电要求蒋介石在48小时之内下野。27日，汪精卫、孙科、邹鲁等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非常会议”，成立“国民政府”。除了原北平扩大会议的人马之外，又新增了一批反蒋分子，形成国民党内非主流派系的更大联盟。一个北平，一个广州，前后两个反蒋的“国民政府”，用以号召的旗帜都是“民主”与“法治”。
由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广州非常会议所成立的“国民政府”虽然很快撤销了，但是，宁粤对立的局面却一直延续到1936年，长达五年之久。
六、余 论
“民主”与“法治”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现代历史的基本走向。法律不是万能的，但是，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法律又是极为重要的。其中，约法、宪法等“根本大法”规定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基本民主原则，规范执政者和人民彼此的权利义务，就尤为必要而不可缺。在强权统治下，法律有时会成为具文，但是，它提供了人民保护自己、揭露强权的武器，还是比无法好。因此，20年代末期，胡适等人要求在国民党统治下制定约法或宪法，保障人权，虽有其局限，但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合理要求。扩大会议承继这一要求，以之作为反蒋口号，正是看到了这一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蒋介石将这一口号接过来也是看到了这一不可逆转的趋势，但是，中国长期处于专制统治之下，个人专断和独裁已经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和行为定势。当蒋介石与胡汉民发生政见分歧时，既不能诉诸民主的协商和讨论，又不能诉诸辩论与表决，而是无限上纲，暴力软禁。原本是追求民主和法治的努力（虽然是表面上的和形式上的）却变为反民主、反法治的演示。这一事件深刻地说明了现代中国民主进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胡汉民与蒋介石的矛盾不仅是复杂的，而且是多重交叉的。就胡汉民将孙中山“遗教”绝对化，反对制定约法来说，他不懂得现代的民主和法治，但是，他又企图运用现代的多权分立制度来反对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就蒋介石来说，他准备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显示出他企图迈上民主和法治的道路，或者说，他企图以民主和法治来装点门面，但是，当他遭到牵制，面临反对意见时，他又用粗暴的办法践踏了现代民主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