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3)
辛亥革命网 2011-06-09 00:00 来源：史学月刊 作者：郑成林 查看：
目前史学界存在一种较明显的倾向，即借用西方理论模式与概念来套用中国历史，往往从理论到理论，从模式到模式，缺乏坚实的研究基础，使得原本活生生的历名成为术语与华丽辞藻的堆砌。该书在考察官绅商学四个群体的形成演变及其互动关系时，并没有提出所谓的理论框架，也没有哗众取宠的模式，而是在平实的语言、严密的逻辑推理和大量认真细致的考证中，寻求对历名的合理解释。“绅商”是近代各种历史文献中出现得相当频繁的一个词汇，但其内涵究竟何指？传统看法认为“绅商”应是“绅士商民”的简化，明指绅和商两类人。但作者通过搜索大量文献，在仔细考析后指出，“绅商”在近代流变过程中逐渐变成了某种单指性的复合词，绅与商在新的经济基础上进一步渗透、融合，形成某种亦绅亦商，兼具绅、商特征的独特社会群体——绅商阶层。研究国民党时期的历史，最棘手的莫过于厘清制度结构与事实结构之间的差异，否则结论与实际情形很可能南辕北辙。在论析当时县长的法定职责与具体施政之间巨大的差距时，作者正是以大量的档案材料和县政纪实资料为依据，避免空发议论。
《官绅商学》从中国近代社会结构与文化变迁的整体运动着眼，紧扣社会群体与近代社会转型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展开论述，其中既有丰富具体的社会生活内容，又有社会历史运动趋向的规律性的总体把握。这是该书的又一个重要特色。如作者通过对近代乡绅的分析，指出近代国家政权的腐败使国家政权丧失了社会权威，造成乡绅阶级恶霸豪绅化与宗族武装集团化，破坏了宗族社会原有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造成了农村宗族社会的失控，以此说明健全、高效、廉洁的政权建设是建立国家与社会之间良性互动关系的基础。此外，作者还从中外对比的角度，探讨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艰难历程及其历史原由，并透视了近代中国官商关系的发展演变以及由此引申出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认为与欧洲制衡与对抗的关系不同，近代中国国家与社会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合作、互补、互利及互相制约的关系，但更多的是社会对国家的依赖和受制于国家。因此，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对社会采取何种政策，而不仅仅取决于社会自身。这些分析研究对加强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及其结构、体制变化的整体认识，对学术界方兴未艾的社会转型与重构等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等，也颇有启迪。
不过，正如作者所言，该书虽“大体上已能将晚清至民国期间官、绅、商、学的社会角色、功能与相互关系给以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陈述与论析”，但“还不足以涵盖官、绅、商、学诸群体的各个层面”[1]p6。因为处于转型背景下的近代中国存在着多种多样、色彩斑澜的复杂群体，完全不是一本专著所能包容的，所以该书也留给了我们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如书中对官、绅的研究相对较为充分，对商、学的分析则略显薄弱、尽管全书八章中有三章内容涉及到商人，但重点不是分析商与官的关系，就是探讨商与绅的对流，对商人群体自身的剖析略显不足。再说过渡时期社会群体角色与形象的凸现，不仅仅由他们的志向抱负和政治参与活动来体现，其事业追求、生活方式与心态变化等，都能从不同侧面反映他们的共性与个性，因此我们也只有对社会群体施以多面相的刻划，才能捕获到历史极为丰富又多种多样的内容。就是对官、绅的研究，该书的探析也有值得进一步深入的地方，如乡绅与绅商的关系。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曾指出：“绅商（由商而绅，由绅而商）和乡绅是官与民的中介，前者多在市，后者多在乡；前者与工商业结缘，后者与宗法、地租联姻。”可见两者观念上的差异是明显的，历史上两者间的流动也是频繁的，如能详尽考察乡绅与绅商的关系，尤其是乡绅向绅商的转化，或许能使我们从他们身上更加深刻地“捕捉到中国近代社会的脉络”。
参考文献
[1] 章开沅，马敏，朱荣.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
[2] 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