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2)

　　相形之下，国内学者对社会群体及其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互动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晚，而且长期比较冷落。但由于文化与历史的关系，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后来居上之势，而且对问题的理解和体认在某些方面更为深刻和贴切。当然，从已有的成果来看，不难发现过去对于社会群体的研究大多囿于对官（僚）、绅（士）、商（人）和学（知识分子）的个别研究，鲜有将这四个社会群体放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段中，进行纵横交错的比较，通盘考察它们之间相互依存又相互渗透的复杂关系。（注：如张仲礼、贺跃夫对晚清士绅的研究，《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晚清士绅与近代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何晓明、李良玉对知识分子的研究，《百年忧患——知识分子的命运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李喜所、王奇生对留学生群体的研究，《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唐力行对近代商人的研究，《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等等。）可见，将活跃于近代中国历史舞台上的四个社会群体置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中进行系统全面的考察分析，《官绅商学》实肇其端。当然，“从近代中国历史来看，官绅商学并无截然的分界，或官绅、或士绅、或绅商、或官商、或儒商，常多复合形态，乃至兼官、绅、商、学于一人（如郑观应、张謇、李平书等）”[1]p8，纯而又纯的社会群体在社会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各社会群体之间没有明确的楚河汉界。基于这种思考，《官绅商学》没有着意刻画少数叱咤风云的显赫人物，而是精心勾画若干与现代化进程有着密切关系的社会群体，如地方督抚、知识精英、经营管理者集团等等，尤其是着眼于转型时期各个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并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进一步考察官、绅、商、学的结合方式及程度。在作者的笔下，这些集团并不是抽象的类型符号，而是有血有肉、有思想有行动的特殊社会实体。作者通过对它们各自社会角色、功能与相互关系给以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陈述与论析，向读者展现了一副斑斓多彩、引人入胜的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绚丽画卷。

　　二

　　研究视角的转换体现了作者对史学研究的创新，开阔的视野则表明作者力求公正、客观地再现历史。该书对官绅商学四个群体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包括它们的自身发展及其价值观念、社会心态、政治理念、社会功能、社会组织等。但作者并没有满足于或局限于对特定社会群体的简单复原，更为关心的是处于转型时期各个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呈现出的近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及其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制约和影响。故能够发人所未见，在研究中频出新意。

　　随着社会转型的展开，地方督抚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引人瞩目，也愈来愈引起学者们的注意，督抚与清政府改革之关系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在探析督抚与戊戌新政的关系时，史学界一般认为除湖南巡抚陈宝箴外，大多属于帝党而反对新政，作者认为“从当时事实看并不尽燃”，各地督抚并不一定都反对新政，“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也不积极响应，而是拖延、观望”。县作为基层政权在形式上几千年间没有太大的变化，可是其在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及其在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无疑是反映这个时期中国基层政治近代变迁的一个绝佳范例。然而学术界对此要么避而不谈，要么语焉不详。该书从国民政府时期社会的实际出发，对该时期县长的铨选、资格、出身、薪俸、任期与角色诸多方面进行研究后，指出在国家政权不断向社会基层深入、扩张和渗透的过程中，县不再是传统皇权与绅权的交接点，县长也由直接治理百姓的“治事之官”逐渐蜕变为承转公文的“治官之官”，基层政治的运作也由“无为”趋向“有为”。在这“无为”与“有为”、消极与积极的转换过程中，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官民关系，亦或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均随之发生了流徙迁变，尽管这种转换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中国传统胥吏政治形态的延续和发展，而非现代政治的过渡和转型。宗教与人类文明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重要联系，学术界对宗教对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影响也进行了一些可贵的探索，亦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诸如太平天国时期的宗教、近代反洋教运动、基督教对近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影响等方面。但该书却另辟蹊径，系统深入地探讨了宗教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主体——官绅商学的影响，认为近代一些官绅商学人因所受的宗教教育和各自的宗教信仰而改变了自身的社会角色，有些则改善了人生和社会价值观念，增强了服务社会的意识，使近代官绅商学的社会角色更加多样化。毫无疑问，这种分析使社会群体的历史形象更加丰满，更加贴近历史的真实，呈现于我们面前的历史面相也更加清晰。

　　近代以降，“士农工商”的金字塔状的社会等级结构初步被打破，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加剧。首先，官绅商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更加模糊，甚至出现了官绅商融为一体的现象和三位一体的人物。其次，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新式学堂的兴起，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学（学者、学生、教师）开始从传统绅士阶层中逐渐剥离出来，形成为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要把握立体化的近代中国社会，就必须首先重建近代社会的各个层面，然后将这些层面进行有机的沟通，用历史的与逻辑的联系，勾勒出大致合乎客观实际的立体的近代社会画卷。基于这样的认识，该书对晚清时期官对商的控制到官商合作、联合最终破裂的曲折历程，绅与商的早期对流、由商而绅的渗透、绅商阶层的形成，传统乡绅的扭曲膨胀和消亡、新乡坤的兴起与衰落，传统士绅在近代的演变、乡绅的分化和近代新式商人与学子的交错流动，都着力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与勾画。这些分析使读者看到了近代官绅商学诸群体之间错综复杂、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过去史学界在社会群体研究上的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