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对义和团运动的认识和论述(3)

　　由上可知，孙中山对义和团活动与斗争的评价是一分为二的，既充分肯定其革命正义性与民族英雄主义，又指出其落后面及弱点。他作为一位革命家，往往结合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来评价义和团的功过是非，以期总结并借鉴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更好地指导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

　　三

　　义和团运动的高涨虽只持续了几个月，但其威力及影响却震撼世界。孙中山在继承义和团的反帝反封建事业、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充分肯定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高度评价它的伟大历史功绩及其对民主革命的深远影响与推动作用。

　　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功绩之一，是它将反对宗教及八国联军入侵与反对列强瓜分中国相结合起来，粉碎了列强瓜分中国的迷梦。孙中山充分肯定义和团的这一巨大历史贡献，指出义和团的革命行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野心和气焰，迫使其不得不改变侵华的政策和方式。他说：“外国人初次打败中国、和中国通商以后，以为中国很野蛮，没有用处，想自己来瓜分中国。及遇义和团之变，中国人竟用肉体和外国相斗，外国虽用长枪大炮打败了中国，但是见得中国民气还不可侮，以为外国就是一时用武力瓜分了中国，以后还不容易管理中国，所以现在便变更了方针”〔26〕，各国于是“变其政策，不倡瓜分，而提议保全支那之领土，开放支那之门户”〔27〕；他又说：自辛丑和约后，列强“政治上武力上的侵略便放松了些，经济上财政上的侵略却加紧起来。从前对于中国官吏是一味的恃蛮逞强，如今不然了，留心的寻着一个傀儡，颠之倒之，无不如意”与“得心应手”〔28〕。孙中山的这些看法，无疑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义和团运动作为一次失败了的农民反侵略的民族自卫战争，当然不可能完全阻止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行动，但它表现出来的坚毅勇敢精神，却迫使列强当时不敢、也永远不能瓜分和灭亡中国。对于此甚至连八国联军的头子、德国元帅瓦德西也承认。他在日记中曾叹道：“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29〕。列强在其瓜分梦呓破灭后，只得推行其以华制华、保全中国的侵略政策。

　　义和团的又一历史功绩，是它以血的教训令清廷完全暴露出残民媚外的反动本质，从而激发了国民救国的热情，促进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风潮的到来和高涨。孙中山高度评价义和团的这一巨大历史影响，指出义和团运动的英勇斗争及其壮烈失败，直接或间接地为民主革命运动的勃兴开辟了道路。他认为义和团运动对中国民主革命斗争的推动与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其一，孙中山承认义和团运动的英勇奋斗，进一步激发和坚定了自己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清革命的决心和信心。孙在忆及义和团运动对他的影响时强调了两点：（1）义和团斗争的高涨， 直接激发了他发动广东惠州起义的决心。他说：“当外国人劫掠了京城，亵渎了神明，皇权的威信扫地以尽，位于北京中心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宫遭到侵略铁蹄的蹂躏的时候，变革的时机就在成熟了”〔30〕，“予以为机不可失，乃命郑士良入惠州，召集同志以谋发动；而命史坚如入羊城，召集同志以谋响应……庚子之役，为予第二次革命”〔31〕。（2 ）义和团运动唤醒了国人和暴露了清廷虚弱腐朽的本质，增强了他反清革命必胜的信心。他指出义和团运动前，“实为革命进行最艰难困苦之时代”，当时国人视革命者为乱臣贼子与毒蛇猛兽；义和团运动后，“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状”〔32〕。于是他领导革命党人制订了推倒清廷君主政体、创立共和民国的革命计划，并坚信清廷是“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正在迅速地走向死亡”，“1900年义和团战争时，联军只需为数不足两万的军队，就能击溃满清的抵抗，进军北京并夺取北京城，我们以两倍或者三倍于这个数目的人力，毫无疑义的也可以做这一点，而且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从我们的爱国分子中征募百倍千倍的更多的人”〔33〕。可见，孙从清廷已腐朽不堪、民众正在觉醒的国情出发，树立起了民主革命必胜的信念。

　　其二，孙中山指出义和团以其壮烈牺牲的血的代价，激励中国志士学习西方进行社会改革，从而迎来了民主革命风潮的全面高涨。他认为义和团的失败，是促使中国志士仿效外国进行共和革命的动因之一。他说：“由于那次义和团失败以后，中国人便知道从前的弓箭刀戟，不能够和外国的洋枪大炮相抵抗，便明白欧美的新文明，的确是比中国的旧文明好得多……中国一般有思想的人，便知道要中国强盛，要中国能够昭雪北京城下之盟的那种大耻辱，事事非仿效外国不可。不但是物质科学要学外国，就是一切政治社会上的事，都要学外国……仿效外国改革政治，成立民主政体……这是中国政治思想上一个最大的变动”〔34〕；又说义和团失败后，“支那内地新闻杂志、新书出版，多共和政体之观念。此为学术界之变迁”〔35〕。他还强调义和团运动推动了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促成了民主革命风潮的到来与高涨。指出：“八国联军之破北京，清后帝之出走，议和之赔款九万万两，而后则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而人民之生计从此日蹙，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发矣”〔36〕；“自庚子以后，中国内外人心思想日开，革命风潮日涨”〔37〕。他又指出当时革命风潮的高涨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内地人民的反清起义继续不断，一方面庚子义和团斗争的余波转向“扫清灭洋”，另一方面又爆发了新的反清斗争，如1902年广州党人图谋的起义，1904年王和顺、陆亚发发动的广西会党起义，还有致公堂的反满斗争等。二是国内外学生界和广大侨胞迅速地由爱国走向革命。他指出：义和团失败后，“东京留学界之思想言论，皆集中于革命问题……留东学生提倡于先，内地学生附和于后，各省风潮从此渐作”；他们或著书宣传“排满革命”，或办报刊“鼓吹革命”。“于是民气为之大壮。邹容著有《革命军》一书，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38〕。

　　我们从孙中山肯定义和团历史功绩与贡献的论说中，可以看到资产阶级革命派从义和团的战斗中得到了启示和鼓舞，他们对民众尤其是广大农民中蕴藏着的革命力量，开始有了某些新的认识。此后，孙本人和革命派中的不少有识之士在武装反清斗争中，都注意寻求与农民阶级有密切关系的会党的支持，应该说与此有一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