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庚子惠州起义的性质和特点(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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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庚子惠州起义是孙中山和兴中会在本身革命力量弱小的情况下，寄望于外部条件、尤其是幻想得到日本帝国主义援助而发动的一次武装起义。完全依赖于海外饷械的接济援助，也是惠州起义的一大特点。

　　1900年夏，各国列强利用义和团事件趁火打劫，纷纷干涉中国内政；中国的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孙中山认为这时局之变极有利于兴中会发动反清起义：（一）清政府在入侵的八国联军前面，“和战之术俱穷”，“威信扫地以尽”，（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2-203、211页。）朝廷上下一片混乱，这为党人举行起义提供了大好时机；（二）清两广总督李鸿章受英国人运动，一度有宣布两广“独立”之意。他的幕僚刘学询曾为此函请孙中山“速来粤协同进行”；时何启也受港督卜力鼓动，找陈少白拉拢兴中会“辅佐”李搞两广独立。孙当时“方经营惠州军事，颇不信李鸿章能具此魄力”，但又认为“此举设使有成，亦大局之福”，故不妨一试。（注：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重印本，第77页。）（三）当时的日本政府及日驻台总督儿玉源太郎，妄图利用兴中会之活动来向福建扩张，对孙的起义计划伪表同情，许以起义之后可相助。孙认为这些因素对兴中会发动惠州起义是十分有利的，而菲律宾独立军的驻日委员又应允将上年所购之枪械供起义之用，我们正可“趁机而起，建立义军，实现夙愿”。（注：宫崎滔天著、林启彦改译注释：《三十三年之梦》，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1年版，第175页。）

　　孙中山面对国内外错综复杂的环境，始终把惠州起义的接济工作放在依赖帝国主义的援助上面，而对英日等国分裂两广、福建的阴谋缺乏必要的警惕。他那时完全依恃外援，当然有其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就主观原因来说，孙中山当时把近代社会的一切罪恶——包括帝国主义的入侵在内，统统都归咎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而认识不到造成近代中华民族灾难的总根源就是帝国主义，因而对其怀有幻想和易于轻信。就客观原因而论，孙领导的兴中会当时在国内没有立足之地，其革命活动的经费，全需依赖海外华侨捐助；其武装起义的军械，也全仗从外国购买和输入。他寻求外援是迫不得己的，也是完全必要的。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孙中山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准备阶段乃至以后一段时期，都对帝国主义怀有幻想，没有提出鲜明的反帝主张和相应的对外政策，而是寄望日、美、英等国能援他领导的民主革命斗争。

　　为践刘学询之约，孙中山于1900年6月中偕同日本人宫崎寅藏、平山周等十多人，由日本乘法国的烟狄斯号轮抵达香港海面。7月18日，李鸿章离港北上后孙、李合作尝试两广“独立”的计划遂告落空。同一天，孙中山在“佐渡丸”上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起义“以郑士良为主将，近藤五郎、杨衢云为参谋，福本诚为民政总裁，平山周副之”，派“福本诚留在香港从事准备，如准备不能如意，即以现有力量举事”，并“对郑士良指示军事方略”：（注：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23、221页。）将起义地点由广州改为惠州，起义后队伍向福建厦门进军，以便接应孙本人届时由台湾携械潜渡内地，亲自督师北上。这就是惠州起义的方略大要。

　　此后，孙中山把主要精力用在争取日本的援助上面。9月上旬，他在东京拜访了时在内阁任职的犬养毅，请求给予经济援助；是月底，他化名吴仲从日本抵达台湾，旋在台北建立起义指挥中心开展工作，并与台湾总督儿玉的代表后藤新平民政长官取得了联系。孙后来回忆说“时台湾总督儿玉颇赞中国之革命”，（注：《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8页，199页。）然而事实上这只是其不切实际的空想。日本政府和儿玉等根本就没有援助孙中山和中国革命党的诚意，他们允诺接济孙领导的起义居心叵测——妄想趁机实现其将厦门乃至福建置于日本控制下的野心。为达此可耻目的，日本政府一方面于9月29日，即孙中山抵台后的第二天，以“有碍外交”为由指令儿玉：“对孙逸仙阴谋采取防遏方针”，“必须严格阻止我国人援助其事”，并于10月初禁止参与中国革命的日本嫌疑人平山周、福本诚等45人在中国登陆。（注：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46-247页。）另一方面，它又要后藤新平告知孙说，厦门“台湾银行分行”的地下室“有二、三百万元银币”，起义军应“到厦门去”，“既然在干革命，把这些钱抢走好了”，（注：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48页。）并谓他本人保证日本政府对这件事不会过于追究。事实上这是一个圈套。日本当时对厦门的骚乱比对广东的起义更有兴趣，他们正在寻找制造事端的借口，以便趁火行劫“接管”厦门。假如孙中山的起义军真的占领厦门，并敢取用日本台湾银行分行金库存款的话，那就将中日本当局的奸计，会为儿玉出兵厦门提供一个口实和幌子。

　　由于孙中山满心指望台湾方面的援助，所以他在惠州起义爆发后要郑士良指挥义军向闽南方向挺进。这样一来，郑的起义队伍就远离了原先计划配合起义的新安博罗之江公喜部和梁慕光部，及广州邓荫南、史坚如所联络的响应力量，而成了长途跋涉作战的孤军。这大大有利于清军集中兵力来堵截这支义军的主力。就在起义军与清军苦战前进的10月中旬，日本政府实行了改组，伊藤博文出任内阁总理大臣，他重申“既不许儿玉协助中国革命，又不许日本武官投效于中国革命军，并禁止军械出口”。（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1页。）至此，孙既无法取得台湾方面的军火等接济，又不能从日本方面取得任何物资援助。他只得派日本友人山田良政带信给在三多祝待援的郑士良，信中指示“政情忽变，外援难期即，至厦门，亦无所为，军中之事，请司令自决进止”。（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0页。）郑接信后被迫于10月22日解散义军，后自率数百名骨干避往香港。山田良政则因归途迷路，被清军抓获遇害。一度轰轰烈烈的惠州起义就这样失败了。

　　惠州起义的失败有其必然性的原因，这就是当时革命的时机尚未完全成熟，兴中会的革命力量还过于弱小，而清廷的反动势力却相对的强大；而起义者的军械等准备未绪，依靠的外援完全落空，及为此而采取了不切实际的舍近（广州）求远（厦门）战略，致使几处的起义队伍没相互配合形成合力等，则是导致这次起义很快就失败的直接原因。惠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它表明孙中山和他领导的兴中会当时在中国首倡民主共和，发动依靠广大的下层劳动群众，坚持以武装革命斗争作为反清的主要手段，是选择了一条代表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前进方向的、正确的民主革命道路。其次，这次起义具有重大的宣传作用，扩大了民主革命派的影响，成为中国民主革命力量由小到大的历史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