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庚子惠州起义的性质和特点

　　1900年10月6日，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在广东惠州三洲田发动的反清武装起义，（注：关于惠州起义爆发的时间，历来有10月5日、6日、8日三种记载，本文取孙中山的说法。参见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0页。）是辛亥革命运动准备阶段真正举行的有鲜明特色的第一次起义。黄兴后来认为“堂堂正正可称为革命者，首推庚子惠州之役”，（注：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0页。）是有道理的。孙中山组织发动这次起义的指导思想及依靠会党和外援的做法，都给往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武装斗争以深远的影响。

　　一

　　庚子惠州起义是孙中山力图以武装革命手段，来实现民主共和国理想的最早尝试。这次起义以兴中会的民主革命纲领为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是一次具有正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反清军事斗争。此乃惠州起义的第一个特点。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中国的问题离开武装就不能解决”。（注：《毛泽东选集》4卷合订袖珍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06、509页。）孙中山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从创立兴中会开始，不仅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民主革命纲领，（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页。）而且还将反清武装起义作为实现民主共和纲领的主要手段，坚决选择了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1895年的广州起义计划流产后，孙中山的共和革命信念更加明确和坚定，多次强调中国应改行共和政体，并计划在广东发动武装起义来促成这一目标的实现。1897年8月，他在与宫崎寅藏的谈话中指出：“余以人民自治为政治之极则，故于政治之精神执共和主义……且吾主张共和政治，而必以革命为先导者”。（注：宫崎寅藏著、P·Y译校：《三十三年落花梦》，大达图书供应社1902年刊行，第35-36页。）他在谈到起义地点的选择时指出：“盖起点之地，不拘形势，总求急于聚人、利于接济、快于进取而矣”，故“弟以广东为最善……而心仍不能舍广东者，则以吾人之所在也”，“广东惠、嘉、潮三府”，不仅“其人民十居八九已入反清复明之会”，而且其地“因与台湾密尔，便于接济军火”，尤“可作起点之区”。（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2-184页。）当时兴中会的领导人与会员几乎都是广东人，在早期有名籍可考的286名兴中会员中，广东人为271人，占会员数的95%。（注：薛君度著、杨慎之译：《黄兴与中国革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1页。）可见，兴中会实际上是一个由广东华侨人士、知识分子与会党成员组成的革命团体。再加上进入近代以来，广东人民具有强烈的进取性与爱国心，及悉力毕虑期驱异族，建民治，为全国创的光荣斗争传统。在此情况下，孙中山将兴中会起义的地点选在广东，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完全正确的。

　　1900年夏秋间，列强的侵略罪行引发了中国北方的义和团反帝运动。孙中山当时“既恨满清之无道，又恨列强之逞雄、联军之进北”；（注：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44页。）主张“吾党决当立义军，遂行夙昔之志望”，“由是经营奔走无虚日”，（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5页。）把握时机加紧了广东惠州起义的筹备工作。孙这期间打算在广东乃至华南建立一个共和国的思想，是十分明确的。1900年6月初，他在请求法国驻日本公使哈马德为起义者提供“武器或军事顾问”时，指出这次起义“要推翻清王朝”，建立“一个新的华南联邦共和国”。（注：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12页。）该月上旬，他在离开横滨前的谈话中又指出：“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与华南人民商议，分割中华帝国的一部分，新建一个共和国”。（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9页。）同年7月，他在新加坡接见英国官员斯韦以顿等人时再指出：“我们打算推翻北京政府，我们要在华南建立一个独立政府……而没有这个行动，中国将无法改造”。（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5-196页。）孙等还在致香港总督卜力的政见书中，十分清楚地提出了建立华南共和国的具体方案：“中央政府者，举民望所归之人为之首，统辖水陆各军，宰理交涉事务，惟其主权仍在宪法权限之内；设立议会，由各省贡士若干名以充议员”。各省设立“自治政府”，“由中央政府选派驻省总督一人，以为一省之首”；省议会“由各县贡士若干名以为议员”；“以本省人为本省官，然必由省议会内公举”。（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3页。）我们从孙中山的上述言论中，可以看到他发动惠州起义的目标，是要在华南建立一个新的民主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