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再探讨：近代文明规律下不自觉的文化(5)

　　新式学校的出现，也是西学传播的重要渠道。新式学堂的创办，是洋务派出于“强兵”、“制器”及近代应用型人才的需要。因为，随着“学习外国利器”活动的进展，近代科技人才的缺乏已成为“求强”、“求富”道路上的障碍。因此洋务派上奏：“机器之用，具有至理……故当今之急务，以开学馆，培人才为最。”[35]在“学以致用”和“培人才”之需要的推动下，洋务派创办了一批技术专科类的新式学堂。最早的是1862年创办的京师同文馆。1866年奕訢以西人制器之“根本”在于天文算学，因此奏准在同文馆内添设天文算学馆。此后，上海、广州、新疆、台湾等地设立了7所此类外语学堂。1867年，左宗棠创设了福州船政学堂，此后又先后创办了13所科技学堂；1880年，李鸿章创办北洋水师学堂，此后又创办了10所军事学堂。可见，洋务派所创办的学堂基本上都是培养实用型人才的专科学校。

　　作为文化载体，这类学校所传播的基本上都是具有启蒙性质的近代科技文化知识。在洋务派的努力下，西学开始以实际上的主角姿态进人课堂。自1866年外语、外国史地、国际公法和近代数学、格致(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资生学(富学)列入同文馆课程表后，其它各所学堂也都以西学作为主课，而中学课程实际上已沦为附属地位一一如张之洞创办的自强学堂就在章程中公开规定：“于西文之暇，课授儒书华文。”[36]教育领域中儒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了，近代科学和文化知识通过越来越多的新式学堂，灌输到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的头脑中，并开始确立自己在中国教育以至中国文化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与前此行动的启蒙(“制器”的启蒙和“求富”的启蒙)活动相比，西书中译和创办新式学堂活动是一种直接的知识和观念的启蒙。虽然，洋务派官员并没有认识到自己发起的译书和办学活动对于封建统治的严重性，但一个可以确认的事实是，这些活动确确实实是给包括洋务派自己在内的中国人带来了知识与观念的启蒙。

　　知识的启蒙是这一时期西书中译、新式教育活动最直接、最主要的成果。这些译成中文的西书和进入课堂的新课程，向中国人展示了一幅全新的、真实的客观世界图景。中国人由此开始了解诸如天体的来龙去脉、大地的构造、生物世界的形形色色、物质运动的基本规律、基本结构和变化规律等等的科学知识。于是中国人的知识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在传统的儒学之外分立出“格致学”，并且又由格致学分出声、光、化、电之学、几何学、代数学、微积分、天学、地学、航海学、植物学、工程学、兵学、气体学、医学、图学以及公法学、商学、富学等等，意味着中国人的知识结构开始由中世纪向近代转换。同时，中国人也由此开始掌握进一步认识和解释自然现象的学问。例如：符号数学的引进，中国人开始突破旧的数理表述方法；化学理论的引进，改变了中国人过去对物质结构和变化的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描述；声学、光学、电学知识的传播，由此揭开了蒙在物质运动之上的神秘面纱，驱除了迷信和蒙昧；等等。

　　知识的启蒙是洋务派们“釆西学”活动允许范围的极限。但规律是不受人的意愿所限制的。在近代文明规律的作用下，知识启蒙之后必然是观念的演变。在新知识的浸润下，士人们熟知的旧原则、旧理论、旧信仰动摇了。据说学子们在读了西学译著后，“视孔子之书反觉平淡而无奇”，甚至“讥孔子守旧而不能出新法”。[37]而一些“西哲”则逐渐成为学子们崇拜的对象。新的观念开始产生，中国人首先从新知识中领悟到的是近代科学精神和方法。接触西学不久的张树声作了这样明确的概括：“泰西之学覃精锐恩，独辟启牖，然究其本旨，不过相求以实际，而不相骛于虚文。” [38]而“寄于实”、“相求以实际”，正是近代科学得以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中国人从科学知识中领悟到这个科学精神，是非常有意义的。

　　近代科学知识对中国人新观念启蒙的最突出成果是进化论思想的传播。同光间输人中国的西学中，最引起中国人兴趣的是地质学、天文学、生物学等知识。如1873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翻译并刊行的《地学浅释》，曾受到众多士人的关注。但那一代青年士人所关注的并非地质学知识本身，而是该书所叙述的亿万年来地球上沧海变桑田、高山变深谷、动植物递生递灭、生物不断演进这一地质和生物进化过程所包含的进化论哲学，从中得出的是社会变革理论和不断进取的人生观。唐才常说：“大地之运，先起者蹶，后起者胜，错综参伍，莫知其由，又安能以千万年皇王之国，四百兆轩辕之种，庞然自大，以谓言种学者奚为挈彼犬羊之族类相等伦耶?”[39]谭嗣同说：“天地以日新，生物无一瞬不新也。今日神奇，明日即已腐臭，奈何自以为有得，而不思猛进乎?”[40]封建统治者几千年织就的传统观念体系网罗被西学割开了口子。

　　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求强”、“求富”和“兴西学”活动，是中国近代文化启蒙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在这一阶段，运动之主体是洋务派，这是中国近代文化启蒙运动的特点。而且正因为是封建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主持的，其立场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在主动、自觉的基础上去做启蒙工作，而是在历史的惯性、近代文明规律的牵引下，不经意地、不自觉地做了启蒙工作。也正因为如此，这一阶段的启蒙活动显得非常急功近利，肤浅而不深刻，凌乱而无序。如果用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两句话“新布补旧裤”、“旧瓶装新酒”来比喻和描述这一阶段的启蒙运动，是再恰当不过了。

　　当然，作为中国近代文化启蒙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其成果也是有目共睹的一一传统观念的坚冰开始融化，中国人的知识结构开始重新营建。社会分化加剧了，一些官僚、士绅纷纷加入到资本家的行列，一些士人在完成知识和观念更新后转化成近代知识分子。近代文化教育事业开始起步。尤其是那些在这一阶段正好处于求知、求学年龄段的年轻思想家们一一如康、梁、谭、严等人，正是在这一时期接受了新知识、新观念的启蒙，并且逐渐背离了旧营垒，构筑更新的哲学思想、政治理想、伦理准则。这些都为即将到来的新的启蒙运动、政治变革运动作好了准备。

　　参考文献：

　　[1]《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四，光绪二十四年金陵刊印本，第11页。

　　[2]王延熙等辑：《道咸同光奏议》卷二，光绪二十八年上海久敬斋石印本，第14页。

　　[3]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下，光绪二十四年北洋官书局石印本，第73页；贾桢纂：《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二，民国19年故宫博物院影印本，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