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再探讨：近代文明规律下不自觉的文化

　　两次鸦片战争后，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看到西方近代文明与中国古老文明间的巨大差距。为了国家、民族或朝廷的生存，他们开展了采撷西方文明成果的洋务运动，以缩小乃至消灭这个差距。他们为这个运动制定的方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持“中体西用”说的洋务派而言，他们的本意是想在采撷西方文明的同时，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构筑一道最后的文化防线——将“中学”作为主体，“西学”作为“用”，因而对西学只想浅尝辄止。但是洋务派并不知道，西方近代文明是一个由环环相扣的必然性构筑成的体系。这个必然性就是规律。所以，当只想浅尝辄止的洋务派小心翼翼地向近代文明伸出手时，即已经使自己置身于近代文明规律之中，身不由己地加入建设近代文明的近代化潮流，并且不自觉地充当了近代文化启蒙者的角色。

　　“制器”：工业文明的启蒙

　　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者面对的是一个“千古未有之强敌”。面对这个威胁，一些头脑稍清醒些、接受“经世致用”精神指导的士大大们主张“力破成见而讲求实际”。因为，“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我第欲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以之数也”[1]。这段话很显然是对那些不愿承认“实际”、不讲求“实际”的顽固派而言的。这种讲求实际、力求切合实际的主张，对封建顽固势力“论理不论势”的“成见”是一个唾弃和棒喝。

　　实际上，洋务派与顽固派互为对立的思想主张，已经揭示出两种互不相同的价值观：是以“社稷”和伦理道德为唯一的价值取向，还是以“富国强兵”为第一价值取向?从一定的意义上说，顽固派的价值观的确有着“远见卓识”，因为在当时，一味讲求富强，必然会挖掉“社稷”的根基；但就当时国家而言，洋务派的价值观更符合实际，因为，排斥富国强兵，又如何能支撑已是风雨飘摇的社稷?结果讲求实际战胜了道德空论。1860年，大臣赵树吉上奏，要求朝廷“求所以自强之术”[2]。1861年，冯桂芬、奕訢也都提出了“自强”口号。[3]这以后，“自强”口号在士大夫阶层越来越成为压倒一切的呼声。尽管他们所说的“自强”主要是指清朝统治的“自强”，但它的实际作用是对传统的唯伦理思维和伦理至上的价值观的否定。因此“自强”本身就是一个不自觉的启蒙口号。

　　“自强”的启蒙意义更体现在它的内容上。这些内容并不是书面的理论、嘴上的口号，更多的是行动对当时社会所起的启蒙作用。19世纪60年代初，洋务派大员们几乎同时提出了“制器”主张。奕訢说：“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以制器为先。” [4]李鸿章说：“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5]所谓的利器，即枪炮、轮船、电线、铁路等。在洋务派看来，它是强化清朝统治的利器；但事实上，它更是启蒙的利器。因为在现实的危机面前，当这些近代文明“利器”一一展现在中国人面前后，原来对近代事物茫然无知者，开始有所了解；原来耻言西学者，开始改变立场；荒唐的奇技淫巧说逐渐消失；“惊若鬼神”、视为“妖术”者也开始以平常心对待西方事物。枪炮逐渐取代了弓箭刀矛，铁甲火轮渐渐取代了木帆船，儒家空泛的“礼义”、“人心”说只能让位给实实在在的“利器”。近代文明“利器”首先从军事领域掘开了传统文化的堤防，写下了近代文化启蒙的第一篇章。

　　紧接着，“制器”活动的内在规律把建立大机器工业的必要性提到了洋务派们的面前。1863年9月，受过系统西方教育的容闳来到安庆，给洋务派认识这一必要性提供了机遇。容闳在面见曾国藩时，提出了一个高瞻远瞩的在中国建立大机器工业体系的建议：“应建立一个能够由此再派生出许多类似的分厂的机械厂，由那些分厂再去制造供应特殊需要的机器……一个由各种类型和型号的机床、刨床和钻孔机组成的机械厂，就能够生产制造枪炮、机车、农业器械、钟表等等的机器。”[6]曾国藩从“西学为用”的角度接受了这个建议，派容闳前往美国购买机器。不久，他们将这一行动上升为治国理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7]

　　从“制器”到寻觅“制器之器”，这是洋务派循着近代文明规律向前跨出的一大步。1865年，李鸿章在容闳赴美买回的“制器之器”的基础上建立了据说是“无论何种机器可逐渐依法仿制，即用以制造何种之物，生生不穷，事事可通”[8]的江南机器制造局。此后，其他地区也相继建立了这样的机器厂，这实际上是把魔力无穷的大机器工业引进了中国。此后，无论人们愿意不愿意，包括洋务派在内的所有人都不能不接受它的教导，跟着它朝前走，渐渐地把整个近代工业体系都引进了中国。更重要的是，大机器工业本身就是一部读不完的活生生的启蒙教材，它带给中国人以全新的工业文明的观念。中国人不仅由此认识了大机器似乎是超自然的“鬼斧神工，真可怪诧”[9]的巨大威力，更看到它远远胜过小农经济的优越生产力，大机器又是可广泛用于穿山、航海、掘地、渡河、陶冶、制造、耕织等方面的“利器”[10]。“有机器，则人力不能造者，机器能造之；十人百人之力所仅能者，一人之力能造之。夫以一人兼百人之工，则所成之物必多矣。”而且所成之物必物美而价廉，“四方必争购之”，传统手工业无法与之竞争，因此主张“用机器殖财养民”。[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