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再探讨：近代文明规律下不自觉的文化(2)
辛亥革命网 2011-06-02 00:00 来源：江海学刊 作者：汪林茂 查看：
在这样明白的对比面前，一切反对机器工业的理论都成为谬论。建立大机器工业形成必然的趋势。在这股趋势面前，始作俑者洋务派既有几分清醒，也有几分无奈：“洋机器于耕织、刷印、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劳费……逮其久，风气渐开，凡人心智慧之同，且将自发其覆，臣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求利益者，官法无从为之区处。”[12]李鸿章的预言基本没错，不到十年，沿江沿海的“富农巨贾”们就开始跟在洋务派后面设厂制造牟利。尽管官方一再阻难压制，但它仍以新生事物特有的顽强生命力，渐渐蔓延至整个中国。一个新的经济形态、新的社会力量以至新的观念形态由此成长、壮大。李鸿章们决没有想到，当年的“制器之器”主张，会有这么大的启蒙作用。
在生气勃勃的近代工业文明进攻的面前，儒家文明的防线越来越往后收缩，近代文明事物的地盘从军事领域为开端，逐渐扩展到工业、商业、教育、科技、文化、艺术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从皇室到达官贵人不仅渐渐地使用了电灯、照相，乘上了火车，而且还以此为荣耀。总之，接纳西方文明事物成为一股越来越扩大的趋势，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渐渐纳入工业文明的范围。而且在观念上，工业文明渐渐成为一些士大夫头脑中的价值尺度，李鸿章甚至以此为标尺批评“先圣”：“我却未见圣人留下几件好算数器艺。”[13]说明当时中国人头脑中，近代工业文明的理念在升值，儒家伦理原则在贬值，传统的信仰支柱在摇撼。这是比机器工业战胜小农经济更危险的趋势。
工业体系的建立还教导中国人如何建立一个工业文明的社会。正是在工业经济的带动下，中国人慢慢学会了与之相配套的城市建设和管理。如钢筋水泥建筑，宽阔的马路，整齐排列、适合小家庭的新式民居，路灯、公园、娱乐设施，以及卫生、市政管理等等。并且还带动了生活方式的变革。例如，服装开始倾向于短衣窄袖，甚至西装革履；交通工具方面，轿子渐让位于马车、东洋车甚至脚踏车；自来火、自来水、电灯开始在中国人的家庭中出现；居住渐喜爱西式的小洋楼等。民众生活习俗趋洋，在一些工商业城市尤其明显。这种“民风”不只是慕新趋奇，更是中国人在工业文明的启导下，生活方式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表现。总之。在近代工业文明这具启蒙“利器”下，封建蒙昧主义不得不向近代文明新风让出地盘。
“求富”：伦理观念的启蒙
洋务派为了强化清朝政府的统治而引进西方的工业文明，并企图掌握住这些引自西洋的“利器”，让它跟着封建统治者的意愿走，但结果却相反，具有无穷魔力的工业文明从进入中国的开始，就紧紧牵住了士大夫们的鼻子，驱使他们循着近代文明的规律不停地向前走。进入19世纪70年代后，近代文明规律进一步向深层次发挥作用。这个规律在当时主要表现在这两个方面：一是70年代后，随着军事工业的发展，逐渐牵出了工业文明体系中与之相联的另一环节——军事工业遇到了原料、燃料、资金、机械设备以及运输、通讯条件等等方面的结构性缺陷。这实际上是历史以间接的方式教导洋务派：“制器”业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军事工业不可能孤立存在，必须有与之相配套的开矿业、运输业、通讯业、机械工业、轻工业等。二是洋务派在洋务实践中，发现“末”比“本”更能赚钱致富。这是历史以直接的方式给洋务派们以教导。李鸿章的这段话正是这种教导下的产物：“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人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电报、信局、丁口等税。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敝者。”[14]这是站在政府税收的立场上，看到了西洋之强在于富，富源则来自于过去受鄙视的“末”业的税收，进而得出了“富国而后强兵”，“必先富而后能强”[15]的道理。
于是“求富”便成为洋务派倡言的、朝野颇为流行的口号。洋务派认为这是“寓强于富”。在传统伦理规范内讳言的或不能堂皇言之的“富”，开始成为士大夫们公开倡言、公开追求的目标，“自强”运动便被推向更高阶段的求“富强”运动。从此“富强”二字联用，被作为完整的政治术语频频出现在皇帝谕旨、官员奏议和公牍、朋僚间讨论政事的信函和报刊的议论中。有人甚至主张把“富强”作为“有所不能废”的“治天下国家”之策。[16]而在观念领域，国家“富强”已被许多人确认为那个时代的价值准则。
因而19世纪70年代后，洋务派们把注意力和活动的重点都转向了“求富”，创办那些并不直接给朝廷提供自强“利器”的矿山、电报局、纺织厂、轮船局等。这些能产生财富的企业也引诱着士大夫们，其中一些人为了一己之富，或堂堂皇皇、或隐姓埋名、或独自、或合伙地向这些求利事业投资。中国社会又多出了一个名词：绅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