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重现辛亥的时代群像(2)

　　中国的历史向来只有一条逻辑，就是暴力的逻辑。无论土匪，黑社会，还是王朝更迭，他们的逻辑都是一样的，暴力最强者说了算，用我们现代的说法，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

　　但是在帝国到民国这一轮转型中，我们看到中华民族也曾经有那么一刻，有那么一幕，历史竟然不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不是用暴力逻辑来决定。武昌首义打响的这一枪，引发的不是一场无限革命，而是一场有限革命。有限革命这个词，在中国的辞典里面是没有的。我们今天知道英国的光荣革命也不是说没有战争，没有暴力，它也曾把国王送上断头台。美国的独立战争打了八年，也牺牲了不少人，但是他们的战争是有限的，他们的革命都是有限革命，有限革命是有节制的，打到那一步就结束。

　　辛亥革命是有限的，它没有触动整个社会的结构，没有把社会翻一个底朝天，它是相对有节制的。只是要把帝国变成民国，把王朝变成共和，这个目标是有限的，而且只停留在一个层面，就是政治层面，没有触动基本的儒家文化价值，它只是一个政治革命。

　　政治革命就成了三派之间达成共识的一个最大公约数，只要这三派在这个目标上达成共识，他们就可以坐下来，用和平谈判，彼此妥协、退让、博弈，没有一家全赢，也没有一家全输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样的方式付出的社会代价最轻，成本最低。但是我们往往不愿意这样解决问题, 我们有一个痛打落水狗的心态，辛亥革命很长一段时期被看作是一次不彻底的、妥协的资产阶级革命，一次有很多局限性的革命。

　　“局限”其实不是贬义词，而是一个中性词，有时甚至是好词。所有的人都有局限，包括孔子这样的圣人、华盛顿这样的伟人、爱因斯坦这样的天才同样有局限，只有神没有局限。不承认局限意味着自我夸大，自我膨胀。那一代的人，无论是哪一派的人，最后能殊途同归，承认现实，坐在谈判桌上来解决问题，说明他们已经有了一种比较好的局限意识。民国不是打出来的，是谈出来的，是对话对出来的民国。这在中国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既是前所未有的，也是迄今所无的。我非常肯定这样的一种结果，因为这在中国的政治文化当中，这是一件非常意外的事情。但是一件事产生了，就很可能成为一个传统，未来的人就可以效仿。因为在一场大的社会变革当中，最坏的结果，最坏的事情就是流血过多，死人过多。

　　如果在革命当中，能减少流血，减少牺牲，把每一个人的生命都看为宝贵，把每一个士兵的生命都看为宝贵，这样的族群，就是一个好的族群，一个文明的族群。辛亥革命死的人少，就是中国历次革命中一个美好的范例。之所以能够达到这个结果，靠的不是某一种政治力量，既不是革命派单方面的努力，也不是北洋派单方面的努力，而是三派之间的相互妥协。

　　三派合力——共造民国

　　当时中国的中上层社会，都赞同走立宪、不走革命的道路，这是一个基本的方向。所以，我们看到辛亥革命发生后，为什么革命派会愿意和立宪派、北洋派坐下来谈出一个新的民国，而不是跟他们打出一个全新的民国。谈出来的民国一定是不彻底的，半新半旧的，因为没有把那些力量从肉体上、精神上消灭掉，他们还存在，存在就有问题，是因为当时整个的民心所向，君主立宪制是更大的主流。把清朝连根拔起不是当时的主流，改革是民心所向，革命只是部分人所向往的。

　　今天看起来，100 年前的中国真是何等的糟糕，列强环峙，民不聊生，国力衰弱，好像四万万同胞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是历史还有另外一面，当时的中国基本上还是刀耕火种的农业社会，但是城市开始出现了工商业，有了新式的企业、银行，更重要的是，经过晚清以来一次次的政治运动，外国入侵的冲击，大清王朝已非常衰弱。衰弱的王朝也在寻求出路，包括主动地实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回望110 多年前的戊戌变法，光绪皇帝在103 天当中发了上百道诏书，雪片一样飞往各地，大部分都没有得到执行，唯有留下了一个遗产，就是今天的北京大学。

　　但是，在经历1900 年八国联军之变以后，慈禧太后重回北京路上就下了“罪己诏”，开始主动地实行新政，也就是政治改革。到了1905 年甚至把科举制度都废除了，这是一件大事，惊天动地的大事。科举制对于维系当时的整个政治格局、政治制度、文化伦理价值，几乎是根本性的，慈禧太后说废就废了。废掉科举制，意味着整个干部选拔机制都动摇了，整个的机制都要变革，原有的一切都要变化。接下来迈的步伐要远远超过她亲手镇压掉的戊戌变法的那一些纲领。1906 年9 月1 日颁布的她那一道预备立宪诏书，要把国事公诸舆论，最后建立一个国会，来约束皇帝的权利，这一切都是1898 年想不到的，不到10 年，慈禧太后做的比光绪帝还要激进，这是我们今天也比较难以想象的。这个过程留的主要成果就是在各省成立了一个地方议会性质的咨议局，远到新疆，我在1910 年英国记者莫理循到新疆旅行拍的照片上看到，虽然没有选出议员，但也挂出“新疆咨议局”的牌子。

　　咨议局完全是新生事物，今天看来也觉得没什么。但在清朝末年，100 多年前的中国，由老百姓自己投票选举议员，可以监督政府，对政府的预算指手划脚，对政府的施政评头论足。在很多地方，像江苏、浙江、广西，政府和咨议局之间都发生过尖锐的分歧、冲突，造成了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带着咨议局的常驻议员，以辞职来抗议。因为当时的两江总督张人骏不服咨议局对对他的这种制衡，矛盾都发展到这种程度。在中央一级也产生了相当于现在全国人大的机构资政院，一部分钦选议员，就是皇帝所选定的议员；另一部分民选议员，就是由各省咨议局选出来的，已经具备国会的雏形。尤其是地方咨议局的选举，我看了一下咨议局的选举条件，凡是由受过中学堂或相当于中学堂学历的人；第二个条件是有秀才以上的科举功名；还有一个条件是家里有5000 银元的营业资本，或者纳税200 元以上的具有选举资格和被选举资格。还有其他的就是年龄和居住年限方面的，当然都男性，女性是没有资格的。它的限制条件里面，主要就是两条：一个是受教育程度，一个是有一定的财产，我们过去说的无恒产者无恒心。

　　中国在最初的开放选举当中，做了一些财产、教育程度的限制，其实是世界通例，是一个正常的行为。

　　这次选举正式登记的选民只占了当时中国总人口的千分之四，选出来的议员平均年龄43 岁，所有的人都有科举功名或受过新式教育，有很多人是日本留学回来的。总体的教育程度都很整齐，代表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精英，选举结果是社会公众所认可的，他们的表现今天看来也都是站得住脚的。为什么选民人数这么少？这是有原因的，因为有一条财产限制，有把很多人挡住了，中国人不是说钱财不能露白，有财产而不愿登记的人不少，去登记的人多数是按教育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