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积·文风·新意：读尚明轩新版《孙中山传》的(2)

　　武装斗争，是辛亥革命前孙中山革命的重要特点。但此时由于孙中山长期遭清政府的通缉，周边各国也因清的要求而不让孙中山活动，孙中山只能在遥远的美洲指挥斗争。除1895年广州起义，孙中山直接指挥外，其他的九次起义，主要指挥者都不是孙中山，作者在写作时实事求是，以宏观的角度来体现孙中山对于革命的领导。主要体现在他对于起义方案的制定，物资的提供以及精神上的不屈不挠。1907年至1908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孙中山接连在两广和云南三省发动了六次起义，均以失败告终。1909年广州新军起义，又以失败告终，孙中山仍称“一败何足馁”，决定再次在广州举行更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作者指出起义没有从根本上威胁清的统治，并因革命的连续失败而在革命团体中产生了沮丧的情绪，加深了他们对孙中山领导的怀疑和不满，成为同盟上层涣散和分裂的重要原因。逆境之中，孙中山愈挫愈奋，充分体现了孙中山的不同凡响之处。

　　文风 深入浅出

　　《孙中山传》坚持了以往尚明轩先生的文风——深入浅出。所谓的“深入”，就是尽可能多地挖掘史料，在自己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吸收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比如，开篇第一节的第一部分题为“准确的名号”。孙中山的名、字、号和化名、笔名据不完全统计总数有五十多个。但这些名号缺乏准确定位，即使如辞海、辞典之类准确度比较高的工具书，也是互相矛盾的，作者对此进行了考证，将孙中山主要名号的来龙去脉作了交代，看似简单的四页，凝聚了作者大量的精力，以及对孙中山先生进行精细的研究。这样的事例还可以从书中更正一些讹传体现：孙中山与宋庆龄之间爱情，曾经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戏剧性演义，说是孙中山先生到上海每每住在宋家，他的言谈举止给宋庆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深受孙中山的影响等等。本书指出孙中山自宋庆龄出生之日起至1912年，两次到上海，一次宋只有一岁多，一次宋只有七岁多，且后一次孙中山在上海仅两三天，所以，这种说法是不可信的。而真正对宋产生影响的是其父亲宋嘉树。所谓的“浅出” 则是用简洁明了的语言，顺畅地讲述孙中山其人其事。更为难得的是，本书配有大量的图片和照片，很多是以前没有看到过的，比如孙中山早年在澳门行医时用过的医疗器械、他开办中西药局的旧址；刊登着孙中山《驳保皇报》之文的兴中会机关报《檀山新报》；1899年孙中山绘制的《支那现势地图》；他的友人、同志、亲人，事件相关人物的照片，还有孙中山难得一见的手迹，以便于读者更直观，更感性地了解一百多年前的孙中山，也显示出作者对于有关孙中山的文物知之甚详。之前尚老师还出版过一本《孙中山图传》。

　　作者笔端不时流露出对孙中山的敬仰之情，尤其是孙中山愈挫愈奋的精神，他的爱国热忱，以及好学不倦，令他感叹不已。与此同时，尚老师并不是将孙中山作为一个神来顶礼膜拜，而是作为一个人来真实地写照。长期以来，大陆的读者只知道孙中山先后有卢慕贞和宋庆龄两位夫人，并不了解孙中山另有一妾——陈粹芬，作者指出这是长期以来“为尊者讳”的后果，其实陈粹芬为妾不是一个秘密，《香山孙氏族谱》上就有相关的记载，放在一百年前，是完全正常的，没有必要隐瞒。书中对陈粹芬作了介绍，在1891-1910年间，也就是孙中山组织兴中会和同盟会从事于反清斗争的主要时期，陈粹芬伴随在孙中山左右。

　　新意  四个大胆提法

　　本书有几点提法是很有新意的，也很大胆：

　　一是关于孙中山基督教信仰，作者指出孙中山始终对基督教怀有颇深的感情，“基督教伴随着他走过了伟大、光辉的一生。”他指出孙中山具有双重的性格，宗教徒加上进化论者。且宗教教义，使他“笃信博爱、平等、信义和民族自立等教义”，使他具有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作者似乎是阐述了这样的观点，宗教对于孙中山起到了正面的影响。

　　二是关于民国初年孙中山与国民党的关系，尚老师书中的把握很准确，甚至质疑孙中山自称对于国民党的党事“一切不问”的说法， 提出“从他（孙中山）在党中并未负起实际责任，尤其是对领导政争这一当时党务的重点几乎没有做什么工作而言，是符合实际的；若是从他的支持国民党的活动和作用来说，则并非如此。”以史实说明孙中山是竭力主张在中国建立政党政治的，因此，赞同和支持组建国民党。他是这次建国民党的发起人，对宋教仁将同盟会与其他五政党合并为一个国民党十分支持，并参加了国民党成立大会，在会上被推为理事长。当天晚上以理事长的身份召集国民党议员、理事和参议举行联席会议。后来，他托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与此同时，尚老师指出，孙中山一生五次建党，其他四次建立的均是革命党，而仅此次所建为“政党”。尚老师将“革命党”与政党政治下的“政党”属性加以区别，从而较好地解释了孙中山当时之所以同意吸纳各种人加入国民党的原因所在：为实行两党制，借此尽快建立民主政治。这时，孙中山对于党的重要性没有足够的重视。正因为如此，尚老师谈到孙中山后来建立中华革命党的一系列专制做法，是吸取了民初国民党的经验教训后矫枉过正的表现。这就是孙中山政党建设设想的因果关系。

　　三就是关于三大政策的提法。这是一个争论了许久的问题，而其中的关键词就是“联共”还是“容共”。尚老师在文中用了“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的概念。虽然没有对此作更多的论证，但却毫不含糊地使用了“容共”二字，确实是出自对历史事实的尊重。

　　四是尚老师书中，对于民生主义有三个定论：“带有深厚的空想色彩，是一种主观的社会主义”；平均地权表达了孙中山对人民的真挚同情“实质上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因而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预防资本主义的主张，则是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设想”。这样的评价，与以往的价值观发生冲突，尚老师似乎是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发展的必由之路，这种论断，或许得自于尚老师的经历和经验。

　　阅读全书可以看到，作者将孙中山放在时代的大背景下，很有纵深感，且多夹叙夹议。对于孙中山所从事的事业，不仅仅停留在叙述过程，更探讨其社会背景和思想根源。对于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历次起义失败的原因，同盟会内部分化的原因，联俄容共的出发点等重大问题，均进行了探讨。对孙中山政治生涯中相关的重要人物多有涉及，章太炎、陶成章、宋教仁、黄兴、朱执信、宋庆龄、袁世凯等人与孙之关系，与重要革命活动之关联，都有十分全面、深入的研究。因此，这部人物传记超越了孙中山个人传记的范围。同时，作者虽然将孙中山定位于“爱国者”，归纳孙中山对于国家的爱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爱国，必须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爱国，必须进行推翻封建统治的革命；爱国，必须热衷于祖国的建设；爱国，必须维护国家的统一。”但是，在反对外来侵略上，孙中山的革命精神，超越了国界。作者在“援助菲律宾独立运动”一节中，孙中山对于黄种人的团结，共同反抗西方的侵略十分关注，孙中山以行动来体现亚洲各国的革命应该互相呼应，互相推动，各弱小民族联合等等。作者认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向往的”是“社会主义”，孙中山提倡的民权主义是“直接民权”。因此，从全书的字里行间来看，孙中山事实上超越了“爱国”的范畴。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