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知识界关于“文明”的认知与思辨(5)

　　18、19世纪，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过程中，欧洲上层社会以礼仪和教养相标榜的文明观趋于淡化，取而代之以种族差异为核心的文明观。后者“表现了西方国家的自我意识，或者也可以把它说成是民族的自我意识”。故“只有历史的经验才能明确地阐述‘文明’这个词的真正含义”。58在达尔文、斯宾塞等进化论者的笔下，世界文明的演进就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优胜劣汰的选择过程。他们以欧洲文明为衡量尺度，视西方文明为全世界最高级的文明，其他东方民族及土著居民则处于“半开化”或“野蛮”状态。随着殖民主义的扩张，以西方经验为基础的文明观在殖民地、半殖民建构起来，西方文明的话语霸权逐渐形成。这种渗透着欧洲中心论和殖民主义意识的话语，使得东方文明、包括古老的中华文明被忽略、贬损而显得黯然失色。事实上，近代西方文明是一个复杂的矛盾存在，既有民主制度、经济发展和近代思想理念，又伴随着贫富悬殊、暴力和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及尼采、斯宾格勒等西方思想家均对其阴暗面有所认识和揭露。

　　近代中国的文明观念生成于屈辱的历史语境之中。中国人先是遭受列强坚船利炮的重创，接着又被其“奇技淫巧”所吸引，随后把西俗西器看作文明的标志。政权更替之际，民初都市社会的崇洋风气变本加厉。“衣食住之模仿欧风，日用器物之流行洋货，其势若决江河，沛然莫御。……世风既因之日侈，富力即因之日竭”。59报刊讽刺当时的政府官员：“头戴外国帽，眼架金丝镜，口吸纸卷烟，身着哔叽服，脚踏软皮鞋，吃西菜，住洋房，点电灯，卧铜床，以至台灯、毡毯、面盒、手巾、痰盂、便桶，无一非外国货，算来衣食住，处处仿效外国人。”60以服饰为例，除西装外，西式的围巾、皮鞋、眼镜、怀表、文明棍等等流行一时。1912年，有人撰文讽刺上海的时髦派：“女界上所不可少的东西：尖头高底上等皮鞋一双，紫貂手筒一个，金刚钻或宝石金扣针二三只，白绒绳或皮围巾一条，金丝边新式眼镜一副，弯形牙梳一只，丝巾一方。”61邻近商埠的乡村也出现了崇洋倾向，有的地方“穿着绸缎者日少”，而“洋布、洋伞、洋鞋、呢帽之类的洋货，在上层人物的身上以及他们的屋里一天天增多了”。62凡此种种，均使传统器物相形见绌，原有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不加分辨地处于被贬抑的地位。

　　洋货虽不必看作“奇技淫巧”，却不能等同于近代文明。洋货入华挤占了国内市场，自然受到相关民族工业的抵制。民初政府制定礼服方案时，传统纺织、服装行业者强调：“我国衣服向用丝绸，冠履亦皆用缎，倘改易西装，衣帽用呢，靴鞋用革，则中国不及改制呢革，势必购进外货，利源外溢。故必亿兆民用愈匮，国用愈困矣。”这势必导致“农失其利，商耗其本，工休其业”。63因此有人提出折中办法，即“易服不易料”。他们认为：“我国同胞而欲国之富也，则宜爱用国货。用国货则改易西服宜尽以国货为之，不必用西人之呢羽。”64他们提出：“装可改，服可易，外国货不可用，国货不可废也。”65此时，沪、津、穗等地报刊兴起了倡用国货的舆论。一些人起而行动，成立了“剪发缓易服会”、“中华国货维持会”等行业组织。这些言行对纠正服饰崇洋风不无意义，也对政府制定礼服方案产生了影响。

　　相对于民族经济的抵制，知识群体的思想抵抗更显深入。清末新式学者在开化、有教养、人类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总和等意义上接受了近代文明概念，但其思想意识并非西方的翻版。西方文明概念传入后，一些士大夫仍在原来“文教昌明”的意义上使用“文明”一词。比如，同光之际，有人在广东创办“文明义学”，倡导臣忠子孝、兄弟敬爱、夫妻义顺、朋友笃信的人伦道德，认为如此则“达足以纬地经天，穷亦型方训俗，……其为文明孰大於是？”66古代偏重人伦教化的文明观在晚清仍有较大影响，并且给近代知识界以深度熏染，成为一些人认知、辨析西方话语的无形依据。就主流来看，这些遗产成为激发一些学者、思想家摒弃殖民主义意识的积极因素。

　　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信奉进化论，并且接受了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近代知识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种、群相争而导致的弱肉强食、智役愚者的局面往往被看作人类社会的自然法则，但启蒙思想家对中西思想进行了双重选择。即使留学西方且以传播西学闻名的严复，拥护斯宾塞也“决不意味着他与中国传统思想各个方面的全面决裂”，67而是很自然地与传统学术融合起来。他认为《老子》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括尽达尔文新理”。68他没有停留于达尔文的进化论，而将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译为《天演论》，不像赫胥黎那样批评而是更明确地认同于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方面，严复将其融合了道家的自然之旨，认为“老子所谓不仁，非不仁也，出乎仁不仁之数，而不可以仁论也。斯宾塞尔著《天演公例》，谓教、学二宗，皆以不可思议为起点，即竺乾所谓不二法门者也。”69在他看来，万物生存竞争中所谓“不仁”恰恰是符合自然法则的不二法门，老子和斯宾塞的学说本质是相通的。在中西互释中，严复对进化论有所修正。借用《老子》“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非道也哉”的说法，严复指出：“今之所谓文明，自老子观之，其不为盗夸者，亦少矣。而社会党、虚无党之所以日众也。”70老子返朴归真的主张成为严复思想的源泉，他借鉴老子的智慧，洞见到西方文明成为“盗夸”的趋势，并触及欧洲社会党、虚无党兴起的社会根源。

　　清末流行的从“野蛮”、“半开化”到“文明”的发展模式，适应了救亡图存的启蒙宣传。在此单线发展进程中，时代性差异凸显出来，而民族性多被忽略了。依据西方文明观，欧美文明程度高于东方及世界其他民族，因而列强支配、统治落后民族不仅符合自然法则，且为分内之责。这种看法有时在启蒙思想家那里也不能免。例如，福泽谕吉撰有流播甚广的《文明论概略》，又发表了体现扩张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脱亚论》，并在甲午前夕支持日本军国主义，带头献金，到处演说鼓动，把侵华战争说成是“文明与野蛮、光明与黑暗之战”。71受此影响，梁启超曾说：“夫以文明国而统治野蛮国之土地，此天演上应享之权利也；以文明国而开通野蛮国之人民，又伦理上应尽之责任也”。清末梁启超羡慕西方列强在美、澳、非诸洲开疆拓土，并且以文明古国而缺少向外殖民的英雄为“中国之辱”。72这说明，他关于西方殖民主义的认识仍有模糊之处，而为了振奋国民精神，基本上接受了社会达尔文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