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知识界关于“文明”的认知与思辨

　　“文明”一词一般指人类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状态相对高级的水平。1但这一定义显然属于通俗说法，尚不能揭示该词的历史和思想蕴涵。作为带有社会属性的概念，“文明”的历史情形比较复杂。近代文明概念在其发源地欧洲也几经变化，它从18世纪中期侧重于上流社会生活的礼仪和教养，到19世纪早期用来概称与野蛮相对立的社会状态，从而呈现了意识形态色彩。近两个世纪来，欧洲思想家对西方的文明观念也有所辨析。有论著考察了19世纪中叶以来马克思、恩格斯、福泽谕吉、斯宾格勒、汤因比、威尔·杜兰、弗洛伊德、雅斯贝尔斯、马尔库塞、亨廷顿等20多人关于文明的论述及代表作，列举了“文明”一词的9种定义，2从不同侧面涉及“文明”一词的复杂思想内涵和特征。

　　在中国，“文明”和“文化”也是古老的词汇，而又在近代赋予了新义。近代意义上的“文明”和“文化”均在晚清流播开来。比较起来，20世纪初年“报刊使用‘文明’这个词要比使用‘文化’一词为多”。3这种差异显示了两者对于社会生活的不同重要性，蕴含了一定的思想史意义。近代西潮骎骎东来，19世纪前中期还以“夷”“洋”标识的西器西俗，至清末则成为“文明”的象征而风行于世。“文明”引领着都市社会的生活时尚，也是思想领域的价值尺度。它不仅是学术概念，而且本质上是在西方背景下建构起来的近代话语。事实上，无论是社会层面的文明风尚，还是文明观念，均夹杂着偏颇、异化情形。文明话语不仅偏重于形质而忽略了精神，而且本身内容泥沙俱下，带有意识形态的工具化特征。从戊戌到五四，新知识界基本接受了近代文明概念，但对其思想蕴含进行了辨析和反思。他们的认知直接影响了文明话语的形成及淡出，也折射出社会风尚与精英思想的互动关系。现有研究集中于近代文明概念的衍变，也较注重晚清士人对于西方文明的认同及来华西士对中华文明的批评，而对近代知识界关于文明的思想探索涉及不多。本文旨在对后者进行探讨，为有关社会风尚与精英意识的研究抛砖引玉。

　　趋重制度和精神文明

　　近代中国人对文明的认识并非一成不变，晚清士人对其理解更多差异。鉴于此，确定近代文明概念在华流播的时间表并不容易，也不是有的论著所谓“从福泽谕吉到梁启超”这一线索就可以概括的。有论者指出，鸦片战争前夕出版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已频繁出现“文明”一词，《时务报》也已反复运用文明概念，其中“文明”即civilization的迻译。故近代文明概念“来自‘东洋’，更来自‘西洋’。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来自本土的因素对西方文明概念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4梁启超流亡日本前，郭嵩焘等人以音译表述了近代文明概念。最近的研究表明：就社会影响来说，戊戌知识分子开始以近代文明概念来“认识问题、判断得失，提出和论证变法维新的主张和举措”。5本文对此毋须赘述，而侧重探讨的是，当时知识界如何认知、辨析西方文明观以及相关社会风尚，其思想主张对时代话语的转换产生了何种影响。

　　就文明内容的结构而言，有形的、表层的部分最易引人注目。在17、18世纪，欧洲上层社会以礼仪和物质生活来炫耀“文明”。欧洲资本主义依赖物质优势和经济制度来征服世界。在近世中西接触中，最先对中国社会产生冲击的也是西器西俗。19世纪涌入中国的洋火、洋皂、洋布、洋钟表、洋烟、洋毛巾、洋油、洋轿等以“洋”为名的时髦用品，名称上仍有中西区别，却无明确的价值判断。清末民初，人们则将来自外洋的日用器物、婚丧礼仪、饮食消费以及休闲娱乐贴上都了“文明”标签。民初的“北京指南”将“马车、自行车、汽车、电灯、电扇、叫人钟、洋式楼房、洋式火炉、洋式桌椅、洋眼镜、洋皮包”列为“文明器具”，6“赛车、赛马、踢球、运动会、秋千”列为“文明游戏”。7此外，人力车、自来水、电话、银行、警察、西餐也成为文明的象征，文明戏、文明结婚、文明丧葬、文明礼仪等更是社会时尚，乃至一些戏园、茶馆、书局、澡堂也以“文明”命名。这些不仅是词语更替，而且体现了由囿于华夷之辨到认同西方文明的观念转变。文明时髦风行于清末社会，却非思想辨析和选择的结果。

　　准诸常理，人们喜好洋货是因其物美价廉，能满足日常需要，但当时一些人不然，喜好洋货是因其来自外洋，代表时髦。李伯元的小说《文明小史》讽刺了一些人在器物、形式上的崇洋风气。贾氏三兄弟见识“开通”以后，托人买回了一盏洋油灯，“喜的了不得”。贾子猷更拍手拍脚地说道：“我一向看见书上总说外国人如何文明，总想不出所以然的道理，如今看来，就这洋灯而论，晶光烁亮，已是外国人文明的证据。”“兄弟三个自此以后，更比从前留心看报，凡见报上有外洋新到的器具，无论合用不合用，一概拿出钱来，托人替他买回，堆在屋里。他兄弟自称自赞，以为自己是极开通、极文明的了”。8绅商子弟赏玩洋货，以显示文明，洋务人员更是效颦西俗。《文明小史》讥讽一位通事（翻译），“鼻子上架着一副金丝小眼镜，戴着一顶外国困帽，脚上穿一双皮鞋，走起路来格吱格吱的响，浑身小衫裤子，一律雪雪白，若不是屁股后头挂着一根墨测黑的辫子，大家也疑心他是外国人了”。9这些故事反映了清末城乡社会对西器西俗的好奇心理和初浅认知，也是作者对文明风尚形质化偏向的针砭。随着文明话语的势头增强，意含讥讽的文学作品不断见诸报刊。正如民谣所云：“文明真文明，改之外国装，红庙里向拜观音。时髦真时髦，脚穿尖头靴，头上戴顶外国帽。考究真考究，一群女学生，胸前挂一白绣球。”10这类作品嘲讽了作为时髦的文明风气，而其作者几乎都是传统士人，自身对近代文明的本质缺乏深入认识。他们反感文明时髦，却缺乏深入的思想辨析。在日益趋新的社会潮流中，这些见解颇带保守色彩，也不能遏制文明话语的扩张。

　　晚清许多人关于西方文明的认知明显偏重于物质和形式，有文章概括云：“繁盛之都，花园锦簇。洋楼层叠，大厦云连。建筑宏伟，雕刻优美。电线铁道，纵横如网。汽车马车，往来如梳（梭）。广大公园，环植四时花木。道平如砥，旁植乔树，郁郁葱葱。微妙之乐，来自空际。有制造场，或远或近。烟筒林立，上矗霄汉。吐气成球，漫濛如雾。机声轧轧，声闻如天。彼都人士，秃袖高襟，风采奕奕；纤腰长裙之女，披罗绮，饰珠翠，璀灿若仙。…… 残晖既坠，电光齐如，沓杂喧阗，逾于画焉！”近代西方的工业制造和城市设施乃至衣饰时尚都被人们看作“文明之现象”。11对物质文明的盲目向往也不限于一般民众，知识界的“观国者流，计其版图，衡其户籍，觇其民俗，数其生计，而为之统计，为之比较，相与论列是非，名之曰此文明社会，此野蛮社会”。12版图之大小，人口之多寡，民俗之表征，这些外在形态成为他们区分文、野的标尺。

　　这种认知显然与国家落后挨打、国人被迫求富求强的处境密切相关。既然中外强弱之势最初见诸物质形态，那么社会上下聚焦于物质文明也就不难理解了。戊戌思想家重视“开民智而导文明”，13也对中西文明的短长有所认识。康有为认为，“中国数千年之文明，实冠大地，然偏重于道德哲学，而于物质最缺然”。故“中国救急之方在兴物质”，发展实业。14直到晚年，他仍然倡导“官士工商，人人发愤，讲求物质，使新器日出，如铁路机器等应有尽有”。15循此思路，“物质救国”、“实业救国”的言论在近代风行一时，《管子》“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名言颇受重视，章太炎、梁启超早年都曾撰文阐扬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