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弃武昌辨(3)

　　三　黄兴关于武昌的战略决断

　　黄兴主张固守武昌，与此同时他又对当时武昌不具备阻挡清军实力的客观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因此他认为要守武昌，必须有援军，正如他在演说中所说：“严守武昌，另调粤兵。”这就是黄兴关于武昌的战略决断。那么，武昌在当时情形下没有援军能守得住吗？

　　武昌能否守得住，当时人的认识是有分歧的，主张坚守武昌者认为武昌可保，如鲁俊英说：“长江天堑，敌难飞渡，画江而守，不出旬日，如有援军齐集，破敌必矣。”张振武亦说：“长江天堑，北军仅四千人，岂能飞渡武昌！粮饷枪炮充足，举军号称数万，尚能背城借一，此不可弃武昌者。”（注：《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第659-398页。）其它认为武昌可保的依据不出此范围。

　　当时中外舆论大多认为武昌是难保的。康有为说：“适袁有窥神器之心，故荫昌破汉口而讲和，再破汉阳，本可三小时破武昌，乃又讲和，其意专欲藉革力以胁满洲。”（注：《康有为信札》，《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3期。）谭人凤说他“入武昌，到城时，……人心惶惶，大有悲惨难堪之状，使当日北军侦悉，仅遣一队渡江，武昌垂手可得。”（注：《谭人凤集》，第388-389页。）英国人埃德温·J·丁格里认为：“在中华帝国所有的战略要地中，汉阳的地形兴许是最难攻破的。它是左右全局的枢轴。如果对方拥有大炮，那么汉阳失守，武昌实际上也等于丢失了。”丁格里还说军政府外交部的一个重要官员这样对他讲：“吾人拟再战一、二回合，然欲保全城市，则无济于事。”“革命军主力将自城后撤离，移师九江，会聚南京。”据报称，“黎元洪宣称，他认为革命已经失败。他告诉他的助手，朝廷军队肯定要占领武昌，砍掉他的头，杀死所有剪去辫子的人。”（注：埃德温·J·丁格里《中国革命记(1911-1912)》，《辛亥革命史丛刊》七，第247-248页。）日本驻汉口的情报人员说：“武昌之陷落亦在数日内”，“是故今日虽尚非判断两军强弱之时，而大势则可称已定。”（注：《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情报》，《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1号，第583页。）冯国璋说：“民军败退以后，都已向上游四散，武昌民军廖廖无几，我军又将两岸大小红船全部调集北岸，长江随时可渡，武昌唾手可得。如要议和，我看最好让我先克复了武昌，三镇在握，再同他们城下议和，岂非必操胜算！此种情形，我已屡次电告宫保，宫保却对此事始终没有答应，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真揣摩不透。”（注：冯耿光《荫昌督师南下与南北议和》，《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358-359页。）武昌能否守得住，以上两种意见截然对立。

　　我们先来看一看汉阳失守后武昌的情况：“初八、九、十等日，敌炮轰射武昌，天地震动，毁都督府及军务部。黎公避驻卓马泉，各队员及百姓纷迁出城，城中一空，军务部仅存三十余人”（注：《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第38页。）。“十一日轰击甚烈，黄鹤楼前自鸣钟一座首被击坏，武昌城内外商店闭市，人心惶恐，为军兴以来所未有。午后一时，军政府军装室中弹，顿时人心益形不安”（注：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185页。）。“又闻谣言，敌人放奸细来城中，乘夜放火”（注：《辛亥革命史料选缉》上册，第418页。）。从上可知，武昌的秩序大乱，人心已散。

　　从地势上看，“武昌原四通八达之区，利进攻不利退守”（注：胡石庵《湖北革命实见记》，《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第17页。）。“汉阳实武昌屏藩，汉阳失即武昌不可保”（注：张难先《义痴六十自述》，《辛亥革命史丛刊》一，第187页。）。

　　从当时武昌的兵力装备看，《武汉战纪》中说：“炮队为军中骨干，我军全力原注重汉阳，不意经此大挫，致军中主要山炮、野炮四百余尊，损失殆尽，存余武昌者，不过损坏不全之小口径山炮数十尊耳。如论兵力，鄂军原有八协，除留卫省城完全建制之军尚不及两协外，余则死伤逃亡，去其十之八九，士气摧残，均无斗志。”（注：《辛亥革命史丛刊》三，第152页。）

　　从当时民军方面对停战的反应中亦可看出武昌的能守与否。“十月十二，闻停战议和之说，人心粗定，武昌渐安。洸等与同事诸人喜溢望外”（注：《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第583页。）。“我们调鄂城不几天，汉阳既告失守，武昌岌岌可危，形势极为不利。幸北军未渡江；过不多久，停战议和，大局始告稳定”（注：路之炳《辛亥首义时的学生军》，《辛亥首义回忆录》四，第194页。）。“黎元洪当汉阳失守后，因情势危急，曾一度退出武昌城外。袁世凯抓住机会，通过汉口英领事提出双方停战，黎始悄悄回城。因此，黎认为袁世凯对他有意维护，对袁感激不尽”（注：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201页。）。

　　至于援军问题，阳夏战役中武昌军政府发电各地求援，但除了江西方面派有部分援军外，其它地方虽竭尽全力，然终因路远难以救急。如广东北伐军，“大队旋于十月十八日由广州乘船出发”。阴历十月十八日即阳历12月8日，不仅出发晚，而且是先至沪、宁等地（注：姚雨平《武昌起义后粤军北伐始末》，《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422页。），这样的援军，岂能解燃眉之急？

　　清军方面，冯国璋在12月1日致电清内阁等说：“应城一带间四五十里或七八十里皆有匪据，约两千余人。当阳消息不通。黄陂现虽克复，而沿路之匪有如流寇。又九江之叛兵顷已于黄州黄梅登岸，大势尤岌岌可危。并有外人掺杂其间，欲坏我三道桥，铁路倘一败坏，即信阳孝感亦不可保。总之，遍地皆匪，饥民逃勇应之，商民亦应者，大半此伏彼起，我军只有此数，前敌兼顾后路，非有实地把握不能进攻。”有人据此认为清军无力进攻武昌，其实不然，冯在该电中接着说：“国璋专顾前敌，自不难一举扫平，而后患亦可永绝。”（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五，第356-357页。）冯国璋此电的用意在于要求袁世凯派段祺瑞援助他，即帮他控制后路。那么，段祺瑞态度如何呢？11月28日段祺瑞在致袁世凯电中说：“统观全局，汉虽下，当休息兵力，威胁武昌，令之投诚。明知非口舌所能争，然不得不示以仁义之名。乘时扫清黄陂应城两方，使无后顾忧，而后专心武昌。清以钧谕谆告，当能动当事之听。昨日武汉互以炮击，闻武昌逃出民与匪不少。此事宜令华甫即竟全功，万不可稍有移易。”（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五，第353页。）从中可知段祺瑞是主张严剿的主战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