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弃武昌辨(2)

　　从叙述会议议程上看，各记载也极不一致，让人费解。如关于张振武是否发表了讲话一节，《武昌起义真史》记载说张振武“大喝曰：武昌是我们首义之地，我辈当与城俱亡，无论如何，不能言退，倘再有言退者，即杀之。”（注：曹亚伯《武昌起义真史》，第343页。）而《张振武之革命战史》上却说张有“武昌不可弃者三”的言论（注：《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第573页。）。关于黄兴讲话内容一节，《武昌起义真史》、范腾霄著《辛亥前之社团运动及起义后军事之一幕》中都说黄兴陈明了汉阳失守的原因（注：曹亚伯《武昌起义真史》，第342页。），但胡祖舜《六十谈往》上却说：“黄即席演说，并不指陈失败原因，及自承放弃汉阳，余及今不知其用意之所在也。”（注：《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第104-105页。）该文也未说有张振武的讲话。关于孙武、黎元洪等对武昌坚守与否的态度，李西屏著《辛亥首义纪事》说：“孙武固亦主放弃武昌者”（注：《辛亥首义回忆录》三；三，第72页；四，第70页；四，第70页。），《曾振汉革命事略》中说黎元洪的意见与孙武相同，主张放弃武昌（注：《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第632页。）。但《武汉战纪》上却说黎元洪“坚持不可，谓武昌为首义之区，天下环视，武昌一失，各省震惊，土崩瓦解，即瞬息间事，虽欲卷土重来，谁与共者？……时开会议，孙武、谢石钦、郑江灏、梅宝矶及各协统领并一般重要人物如张振武、刘公等均赞成固守武昌，静待各省援兵为主旨。”（注：《辛亥革命史丛刊》三，第152页。）关于有无挽留黄兴一节，《武汉战纪》与另外一些记载亦有出入。其它歧异之处，如有看到黄兴被围责骂（注：《黄兴传记资料》(1-5)，第57页。），有的说要杀黄兴（注：《湖北文史资料》1986年第4期，第179页。），谭人凤还讲与黄兴论争去粤还是去沪（注：李西屏《武昌首义纪事》，《辛亥首义回忆录》四，第70-71页。）等等，举不胜举，不一而足。因此，从会议议程的叙述看，认定黄兴提出了放弃武昌的主张不可信。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出现许多有关黄兴提出放弃武昌主张的记载，是由于这些人都视反对弃武昌为正确，故而“各党人传记，竟谓己力主坚守。”（注：范腾霄《辛亥首义前后》，《辛亥首义回忆录》三，第83页。）

　　其次，认定黄兴没有提出放弃武昌主张的材料令人信服。李廉方是湖北军政府秘书长，他说人称黄兴弃武昌“皆由事后政争藉题加甚其辞”。事实亦确实如此。革命派方面内部矛盾十分复杂，《戈承元事略》中说：“鄂州革命巨子颇不乏人，然流派分歧，事权不一。”（注：《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第204页。）蒋翊武在谈到文学社与共进会矛盾时说：“我们都是丘八，他们都是穿西服的洋老爷……计谋又高，派头又大。他们也瞧不起我们，我们又缠不赢他们。”（注：蔡寄鸥“血浪”稿本，李时岳《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的革命活动》，第66页。）“孙武在鄂素以党人领袖自居，黄来后孙为减色，故孙对黄不无嫉视心理。孙曾对其亲信说，黄徒以先声夺人，实不知兵；武汉报纸亦只称黄为‘南洋代表黄兴君’。黄对孙武亦视之蔑如。当黄在武汉之日，从不见有黄与孙商计军政事宜记载。”（注：贺觉非《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第76页。）而在背后，孙武对黄兴却多有非议（注：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辛亥首义回忆录》二，第195页。）。黄兴不仅与孙武有矛盾，还卷入湘鄂之争。孙中山说：“黎元洪出而担任湖北都督……厥后黄克强等及到。此时湘鄂之见已萌，而号令不能统一矣。”（注：孙中山《总理全集》，“近芬书屋”版，“心理建设”，第71页。）孙武与黎元洪结伙，蒋翊武借重于黄兴，导致黄兴陷入文学社与共进会的矛盾圈中，由于文学社“主干分子以湖南人为最多，如蒋翊武、杨王鹏、刘复基、李抱良、唐牺支、祝制六、廖湘芸、王宪章、章裕昆、钟琦、龚侠初、何海鸣等都是湖南人。”（注：蔡寄欧《鄂州血史》，第24页。）而共进会员多隶鄂籍，有材料说：“‘振武学社’改组为‘文学社’时，‘共进会’也宣告成立。此时‘共进会’成员，以‘群治学社’中的湖北籍人为主体。”（注：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辛亥首义回忆录》二，第123-124页。）因此，双方矛盾有湘鄂之争的色彩。黄兴卷入湘鄂政争圈中难以自拔，导致树敌过多，为日后“黄兴弃武昌说”的出笼埋下了伏笔。

　　黄兴在1912年9月12日演说词中的自述亦颇可信。该演说词题名《黄克强自述革命历史》，其中所列黄兴经历诸事都与史实相符。且黄兴演说距汉阳失守仅九个半月，因此，其回忆当不会有误。1912年10月10日，典兴在国民党南京支部欢迎会上又发表演讲：“汉阳既失，武昌危在旦夕，然势必死守。”（注：《黄兴集》，第281页。）两次演说间隔不到一个月，内容相同，可互资佐证。

　　有论者在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主编的《辛亥革命研究会通讯》第三十四、三十五合期上发表《黄兴主张放弃武昌的事实不能否认》一文，认为黄兴只有两个日本参谋：大元大佐与萱野长知，大元牺牲于汉阳失守十天前，萱野的著述中也只字未提放弃武昌一事，故对黄兴的回忆持否定态度。其实，黄兴的日本参谋并不止两个，大元虽然于11月17日民军“进攻汉口时牺牲了”（注：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190页。），而据甘绩熙在《躬与辛亥武昌首义及阳夏鏖兵之经过实录》中说：“时有二三日本人充鄂军战时总司令部参赞者”（注：《辛亥革命史料选缉》上册，第410页。）。还有材料说：“日人萱野、汤米等为军事顾问”（注：《黄兴传记资料》八，第12页。）。从上可知，黄兴的日本参谋绝对不止二人。

　　还有论者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会通讯》第三十六期著文《黄兴放弃武昌说无庸置疑》，认为黄兴的解释是让人代己受过。这种猜测实在欠说服力。黄兴已在演说词中承认“兴虽著奔走微劳，而战事实多败北”。且综黄兴一生为人，谦逊待人，功成弗居，忍辱负重，自承败责，实具有领袖的伟人性格，向为世人所称道。有论者说：“黄先生之为人，不仅是知行合一，文武合一，而尤才德合一。”（注：《黄兴传记资料》六，第123页。）长江大桥武昌桥头南侧的黄兴铜像赞中题道：“综公一生，以不世出之才，兼容并包之量，忍辱负重，推己及人，不务近名，不居成功，其磊磊落落，不激不挠之概，信乎国人之先觉，吾党所依归也。”（注：《武汉春秋》，1983年第4期，第58页。）还有论者说：“克强先生既无权利思想，而又对革命事业的至危至艰者，以身先之；任劳任怨，谤生不辩，功成不居；盛德大量，与世无争；党内外人士，多在其涵养之中而浑然不觉。易象所谓‘谦谦君子’，尚书所谓‘休休之容’，克强先生实兼而有之。”（注：《黄兴传记资料》(1-5)，第207页。）下面是一些与黄兴同时代且关系密切者的评价，从中似更可说明其问题。胡元倓说黄兴“宽厚有大度”，杨庶堪说他“气度雍容”，胡汉民说“性素谨厚”（注：《黄克强蔡松坡遗事》，第57页。），孙中山说黄兴“禀赋素厚”，周震麟说他“不明磊落，敝屣权势”（注：《黄兴传记资料》(1-5)，第267页。），熊希龄说“功成耕海壖，貌矣安期侣”（注：《湖南历史资料》总第13辑，第12页。）。从上可知黄兴忍辱负重的风范。黄兴一生至今仍未发现有什么诿过于人的表现，因此说黄兴的解释是诿过于日本参谋，令人难以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