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李大钊(4)

　　三　李大钊对孙中山的怀想和评价

　　孙中山逝世后，李大钊怀着悲痛的心情参与组织了他的追悼会，并送了一幅长长的挽联：

　　“广东是现代思潮汇注之区，自明季迄于今兹，汉种孑遗，外邦通市，乃至太平崛起，类皆孕育萌兴于斯乡；先生挺生其间，砥柱于革命中流，启后承先，涤新淘旧，扬民族大义，决将再造乾坤；四十余年，殚心瘁力，誓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唤起自由独立之精神，要为人间留正气。

　　中华为世界列强竞争所在，由泰西以至日本，政治掠取，经济侵凌，甚至共管阴谋，争思奴隶牛马尔家国；吾党适丁此会，丧失我建国山斗，云凄海咽，地黯天愁，问继起何人，毅然重整旗鼓；亿兆有众，惟工与农，须本三民五权，群策群力，遵依牺牲奋斗诸遗训，成厥大业慰英灵。”27

　　在这幅挽联中，李大钊高度评价了孙中山40年瘁心于民族革命事业的精神和伟大功勋，称他为“革命的中流砥柱”、中华民国的“建国山斗”，描述了孙中山逝世后举国上下的悲痛之情。一句“问继起何人，毅然重整旗鼓”，既表达了他自己对孙中山逝世后国内局势的深深担忧，又显示了他自己的志向。最后，他号召人们遵依孙中山的遗训、完成国民革命的大业，以告慰英灵。李大钊的这幅挽联，因其为国民党中地位最高的共产党领导人所做，代表了共产党人对孙中山之死以及今后革命态度，且全联较长，感情真挚，评价得当，因而在当时就格外引人注目，随之广为流传。

　　对于李大钊继承孙中山遗志，反击国民党右派分裂阴谋的实际斗争，我们不拟论述。在此，我们只探讨其对孙中山的怀念、宣传、认识和评价问题。

　　孙中山逝世之后，李大钊时刻怀念着这位与他有着深厚情谊的革命“先锋”和“老祖”。在讲述帝国主义侵华史的时候，他不由得想起孙中山，想起他所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临终遗言，告诫人们“当如何努力，才可对得起我们的先哲，我们的革命首领，为国奋斗而劳死的孙先生!”在国民党于北京升旗典礼的时候，他又“不由得要追思那已经离开我们的总理孙先生”，想起他对青年的希望和勉励，想起他卧病在床为胜利的喜讯而乐，为军阀卖国之举而怒的伤感情景，并由此号召国共人士“肝胆相照”、“披诚相见”，在“国民领袖孙中山先生手订”的青天白日旗帜下，“牵起手来，向革命的阵线前进”28。在纪念列宁逝世二周年的大会上，他还是不由得“回想起我们的中山先生”，并将孙中山与列宁的人格、精神和思想两相比较，号召列宁主义信徒和中山主义信徒不必分出“此疆彼界”，而“应该紧紧的联合起来!”29进而，他又去研究孙中山，评判他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的位置，估价中山主义在世界革命中的意义。最后在《狱中自述》里，他仍挚情地回忆他与孙中山相交、合作的愉快往事，并以中山先生的遗嘱来驳斥所谓国民党与苏俄签定秘约、出卖主权的恶毒中伤。

　　同1922年以前的情形相反，孙中山逝世后，李大钊在文章中经常提到孙中山。可以说，在这两年之间，对孙中山的怀念，对孙中山革命事迹的宣传与革命精神的阐发和提倡，对孙中山及其思想的研究和评价，以及通过这些来服务于国共合作的革命事业，已成为李大钊思考、工作乃至生活的极其重要的内容之一。

　　李大钊对孙中山的认识和评价，可以概括为人格、精神、思想以及历史地位和贡献四个方面。李大钊认为，孙中山的人格同列宁一样，是极其高尚和伟大的，“无论是他的朋友，他的信徒，他的仇敌，都没有不承认的”30；孙中山的精神也同列宁一样，“遇到反动不灰心不失望”，百折不回，不断革命，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所以他说：“列宁精神就是中山精神，就是革命者的精神!我们应该服膺这种精神!”31对于孙中山的思想、李大钊的论述比较分散，也比较早。还在孙中山生前，李大钊就提到他的“三民主义”，尤其是“民族主义”。他认为三民主义相互之间的关系是：“民生主义其目的；民族主义是达到这目的的手段，是三民主义的主干；至于民权主义，乃运用民生主义的方法。”32关于民族主义，他认为孙中山“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的解释略有更变。其在未革命时(辛亥以前)，所谓民族主义，不过是对汉满民族而言的意义；其在既革命(辛亥)以后，所谓民族主义是指合中国汉、满、蒙、回、藏五族为一家，只不过稍有汉族为中心的意义。至去年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于广州开会，关于民族主义又有新的解释。这解释系分对外、对内两方面：“在现世中国的民族，为要独立而反抗其他任何民族的侵略与压迫，这是对外；同时在国内经济生活不同的民族要使其解放，自决而独立，这是对内”。并指出，“国民党的民族主义经了这番解释，其意义也更新而切当了”33。李大钊对民族主义发展过程的论述和评价，简明清晰，大致准确。在当时能达到这种水平，实为难得。值得注意的是，与一般强调民生主义和民权主义的看法不同，李大钊认为民族主义虽是实现后者的前提和手段，但却是三民主义的“主干”。这一理解，和他对整个近代革命、尤其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特点的认识是紧密相关的。

　　孙中山逝世时，李大钊在挽联中曾提到“须本三民五权”，但在此之后，鉴于国民党右派利用三民主义对孙中山的思想进行歪曲，并以此来反对国共合作，他便不再使用“三民主义”的总概念，而代之以“中山主义”。即使是“三民主义”之中的分支概念，他也很少谈及。从《李大钊文集》所收的文章来看，他只是在讲述中国历史上平均地权运动时，提到过一次“民生主义”的概念。他说：“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其中心亦在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惜其所拟的平均地权办法，未能及身而见其实行”34。

　　李大钊以“中山主义”来概括孙中山的思想核心，那么，“中山主义”是什么呢?李大钊认为，“中山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被压迫民族革命的理论和策略”35。这种理论和策略有一个发展过程，直到孙中山晚年才完全成熟。其主要内容是建立和发展一个革命政党，它能容入广大的民众参加，尤其能将民族革命纳入世界革命的轨道。实际上，李大钊所谓的“中山主义”，只是一种新的民族主义而已。这种民族主义之“新”，具体表现为“容纳中国共产党的分子”36，联合“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和依靠广大的民众。而这三者又紧密相连。所以李大钊说：“即如把共产党加入组织，就是他自己将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亲手给连接起来了”37。在这个意义上，李大钊还将“中山主义”与作为“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与策略”的“列宁主义”进行了比较，认为它们同是帝国主义时代“革命的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