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李大钊(3)

　　二　一个共同涉及的问题：

　　所谓“大亚洲主义”

　　孙中山和李大钊都是一生致力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革命家，在我们所从事的民族革命中，曾先后都涉及到一个与日本最有关系的问题，即所谓“大亚洲主义”。

　　“大亚洲主义”，又叫“大亚细亚主义”。一般认为最早产生于19世纪90年代的日本。其早期，主要是日本国权主义团体玄洋社社员的一种主张。它的主要内容是以日本为盟主组成日、中、朝三国“亚洲大同盟”，在日本的指导下。共同驱逐欧美列强的势力出亚洲。这种主张的提出，是经明治维新后日益强盛的日本民族精神的表现，是对欧美民族感到自卑，对亚洲各落后民族又复觉自大的民族变态心理的综合反映。就其主流而言，它一开始就带有较强的对亚洲各民族的歧视性。其出笼不久，又被“黑龙会”、“浪人会”等组织予以利用和改造，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侵朝的理论依据和主义的基本特点。30年代出现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便是这种“大亚洲主义”恶性发展的产物。

　　就上述这种主流意义而言，应当说，无论是孙中山还是李大钊，一生都不曾有过“大亚洲主义”。但是，孙中山和李大钊二人却都使用过“大亚洲主义”的概念，或以其为题作演讲，或以其为题做文章，并形成过各自的“大亚洲主义”思想。

　　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思想萌发较早，最早可推至1897年，13但他正式完整地使用这个概念，集中地论述这个问题却较晚。1924年11月28日，他北上途经日本时，在神户讲演《大亚洲主义》，这是他平生最集中地讲这一问题，也是最早使用这一完整概念。李大钊的“大亚洲主义”思想萌发虽晚，约在1915年，14但他于1917年2月16日发表的《新中华民族主义》一文中使用了日本人提出的“大亚细亚主义”的概念，并形成了“大亚细亚主义”的最初思想。1917年4月17日，他又发表《大亚细亚主义》一文，对这一思想进一步发展。1919年元旦，李大钊发表《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一文，对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进行了实质的揭露和批判，同时提出了“新亚细亚主义”与之相对。1919年11月，在回答对有关问题的诘难时，他又作《再论新亚细亚主义》一文，对“新亚细亚主义”进一步作了说明和完善。

　　如果对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和李大钊的“亚细亚主义”进行一下比较，可以看出二者存在着共同点：

　　第一，他们的“大亚洲主义”或者“大亚细亚主义”，都是对日本“大亚细亚主义”的一种反响。孙中山最早具有这种思想，是萌芽于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时期，那时，日本的“大东亚主义”思潮刚刚兴起。1924年他在日本讲演《大亚洲主义》之前，也正是日本反对美国制造排日移民法运动高涨，谴责白种人对有色人种的野蛮行径、号召亚洲民族团结的“大亚细亚主义”舆论兴盛之时。李大钊主张“大亚细亚主义”也是这样，他在最初的有关文章里，总是以“近来日本之倡大亚细亚主义”来引发他的意见。

　　第二，他们都强调亚洲各国内部必须首先平等，日本不应压迫亚洲其他民族，尤其是中国人。孙中山以主与仆的关系为例，说明日本人若不放弃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特权，那么“中日亲善”就只能是空话。他指出，日本“得到了欧美的霸道的文化”，“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还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15。李大钊则要求亚洲各国尤其是中日应“相扶持相援助”，“若乃假大亚细亚主义之旗帜，以颜饰其帝国主义，而攘极东之霸权，禁他洲人之掠夺而自为掠夺，拒他洲人之欺凌而自相欺凌，其结果必召白人之忌，终以嫁祸于全亚之同胞。则其唱大亚细亚主义，不独不能维持亚细亚之大势，且以促其危亡，殊非亚细亚人所宜出，此则望日本人之深加注意也。”16

　　孙中山和李大钊的“大亚洲主义”也有两个不同点：其一，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主张“极东门罗主义”，即认为“亚洲为亚细亚人之亚洲”，中国与日本，以亚洲主义，开发太平洋以西之富源，而美国亦以门罗主义，综合太平洋以东之势力，各遂其生长，百岁无冲突之虞”17。而李大钊的“大亚洲主义”则反对“极东门罗主义”，他认为“宣言者”既没有“此决心与实力，足以贯彻到底”，欧战终结后，还可能“因此宣言引起世界大战”18。不过，应当注意到，孙中山的“极东门罗主义”与日本的“极东门罗主义”又不尽相同，日本主张的“门罗主义”是以日本为主体，而孙中山的主张则是以中日同为主体。其二，尽管他们在根本上都强调亚洲各民族应当平等，但在实际的认识倾向上又有所偏重。孙中山似乎更强调日本强盛对东亚的历史影响和意义，要求它起现实的表率作用，而李大钊则偏重于强调中华民族在东亚的地位。他说：“吾人终认苟无中国即无亚细亚，吾中国人苟不能自立即亚细亚人不能存立于世界，即幸而有一国焉、悍然自居为亚细亚之主人翁，亦终必为欧美列强集矢之一，而召歼灭之祸。……故言大亚细亚主义者，当以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为绝大之关键”19，“必新中华民族主义确能发扬于东亚，而后大亚细亚主义始能耀于世界。否则，幻想而已矣，梦呓而已矣”20。他还指出：“日本国民而果有建立大亚细亚主义理想之觉悟也，首当承认吾中华为亚洲大局之柱石”。“吾国民而果有建立大亚细亚主义之觉悟也，首当自觉吾人对于亚细亚之责任及于亚细亚之地位”21。这实际上是一个“新中华民族主义”，其所以称“新”而不称“大”乃在于这种主义“非欲对于世界人类有何侵略压迫之行为，即势力之所许，亦非吾人理想之所容”，他还进一步明确指出：“吾人但求吾民族若国家不受他人之侵略压迫，于愿已足，于责已尽，更进而出其宽仁博大之精神，以感化诱提亚洲之诸兄弟国、俾悉进于独立自治之域，免受他人之残虐，脱于他人之束制。苟所谓大亚细亚主义者，其意义止于如斯”22。这种“新中华民族主义”，就是李大钊心中的“大亚细亚主义”。它体现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和自信精神。

　　同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思想发展缓慢，变化殊少不同，李大钊经过两年的认识，到1919年元旦时，他就完全看透了日本所谓“大亚细亚主义”的本质。从李大钊的文章来看，他几年来一直密切注意着日本“大亚细亚主义”思想动态。经过认真研究和分析，他得出如下精辟的结论：“大亚细亚主义”，“是并吞中国主义的隐语”，“是大日本主义的变名”，“不是和平的主义，是侵略的主义；不是民族自决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不是亚细亚的民主主义；是日本的军国主义；不是适应世界组织的组织，乃是破坏世界组织的一个种子”23。因此，这种主义无论是对日本，还是对整个亚洲，都是一种“自杀政策”，是完全应该抛弃的。李大钊提出“一种新亚细亚主义，以代日本一部分人所倡的‘大亚细亚主义’”。这种“新亚细亚主义”，“拿民族解放作基础，根本改造。凡是亚细亚的民族，被人吞并的都该解放，实行民族自决主义”，然后在此基础上组成一个亚洲“大联合”24。1919年11月，李大钊在《再论新亚细亚主义》一文中，又对这种“新亚细亚主义”进行了进一步说明。他指出，他的“新亚细亚主义”，不是“有亲疏差别的亚细亚主义”，乃是“适应世界的组织创造世界联合一部分的亚细亚主义”，谁主张强权，违反公理，我们就要反对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亚细亚是我们划出改造世界先行着手的一部分，不是亚人独占的舞台。”25李大钊特别强调指出：他这种“新亚细亚主义”是针对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而提出的，它的第一步是对内；是受日本压迫的亚洲弱小民族起来打倒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然后才是对欧美的“排亚主义”。实际上，李大钊的这种“新亚细亚主义”，不过是亚洲被压迫民族推翻帝国主义，实行民族解放运动的代名词罢了。所以，李大钊最后郑重地告诫人们两点：一是不要“震于日本的军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势力，轻视弱小民族和那军国主义、资本主义下的民众势力”，前者貌似强大，实际内部虚空；二是应坚信民族自决的力量，不要对帝国主义存有幻想，搞“以夷制夷”的自杀策略26。这反映了此时的李大钊对列宁主义的世界革命理论，已有了认识。他的民族主义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远远地超越了他的过去，也远远地超越了孙中山。1924年，孙中山北上途经日本时，仍没能摆脱“大亚洲主义”的幽灵，他对日本帝国主义还抱着一点幻想。而此时他已经接受了共产党的合作，受到了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关于民族革命理论多方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