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

　　孙中山先生不但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也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他的许多理论著作是留给后人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山先生自从伦敦蒙难后，长期流亡海外，除了进行革命的宣传、组织等工作外，他的大量时间是用于探索革命理论，寻找救国的真理。他阅读了大量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类书籍，自述“余所治者乃革命之学问也。凡一切学术，有可以助余革命之知识及能力者，余皆用以为研究之原料，而组成余之‘革命学'也。”欧美的各派社会主义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都是他研究的对象。后来他曾对张国焘说过：“社会主义的派别很多，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其中的一派。我在欧洲的时候，与社会主义各派领袖人物都有过接触，各派的理论也都研究过。我参酌了社会主义各派的理论，汲取它们的精华，并顾及中国的实际情形，才创立三民主义。”可见孙中山的革命理论，本身就是一种他独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孙中山所创立的三民主义，实际上也是一种社会主义流派，现在研究社会主义流派史的学者竟不把三民主义列入其中，实在是不应该的），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以前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中国照搬苏联模式，在那种情况下，孙中山的思想被认为是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东西的话，那末今天，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我们就会发现孙中山思想中有很多与今天改革开放的形势相适应的东西，有必要对他的思想重新加以认识。本文试就这个题目作一番初步的探索。

　　一、“知难行易”、“不知而行”

　　孙文学说是孙中山的一部重要的哲学著作，在这部著作中，孙中山提出了“知难行易”、“不知而行”的重要论点，孙中山的这一思想对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知”即理论，“行”即实践，换言之，就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而言，孙中山认为：理论是很难弄通的，实践则是很容易做的，孙中山例举了饮食、用钱、作文等十件事，来证明知难行易的的道理。其实，生活中处处都有这样的实例，例如说话和走路，都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事。说话也有很深奥的理论，这里面包括了语音学和语法学的规律，世界各国各民族有不同的语言，各种语言又有不同的语音规律和语法规律。幼儿从出生到学会说话用的是什么办法呢？决不是先学理论再实践，而是直接跟着母亲学会实践，这就是“不知而行”的办法。同样，走路、骑车都有深奥的力学理论，但是学习走路骑车的办法也都是采用“不知而行”、“大胆实践”的办法，决没有人是靠先学理论再学会走路骑车的。

　　正因为知难而行易，所以，孙中山主张“不知而行”。他说：“人类之进步，皆发轫于不知而行者也，此自然之理则，而不以科学之发明为之变易者也。故人类之进化，以不知而行者为必要之门径也。”“由是观之，行其所不知也，于人类则促进文明，于国家则图致富强也。是故不知而行者，不独为人类所皆能，亦为人类所当行，而尤为人类之欲生存发达者之所必要也。有志国家富强者，宜黾勉力行也”。

　　孙中山是不主张用理论来指导实践的，虽然他也承认“能知必能行”。但是，因为“知难行易”，所以，要想弄通一种理论就必然要费很大一番功夫，而且即使取得了理论，这种理论是否正确还是要经过实践来检验。万一理论不正确，必然要走冤枉路。孙中山认为：“建设国家乃无人能知之者，日本五十年成为强国，其当时有预算计划以为强国之本否？无之也！……中国人得半知不能全知，半知不敢为，又无全知，必欲待全知，然后为之。此中国所以停滞不进也。”“又须知国强不能预知，只实行做去便得；若必想知清楚然后做，天下断无此理者。”所以他主张“中国今日不必去求知，但望其有一种可强中国之信仰足矣，有强中国之志足矣”。

　　孙中山的这种“不知而行”的主张，实际上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采用的“摸着石头过河”、“大胆实践”的办法。实践证明，这是一条正确的途径。孙中山语重心长地告诫后人说：“予之所以不惮其烦，连篇累牍以求发明行易知难之理者，盖以此为救中国必由之道也。”

　　改革开放前，我们搞经济建设的办法是“先知后行”，强调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中国的经济建设，按照一套固定的模式，事先规定这是社会主义，那是资本主义，用理论的条条框框禁锢人们的头脑，束缚住自己的手脚，其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事实证明，这是一种错误的建设方针。所谓“计划经济”，实际上就是用“先知后行”的办法来搞经济建设，用某些人自以为是的经济理论来操纵经济；而“市场经济”则是用“不知而行”的办法按自然规律来发展经济。可以说，当年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是犯了这个错误，最终导致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瓦解，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

　　遗憾的是，中国至今有相当多的人仍然不明白这个道理，以致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每前进一步都会发生“姓社姓资”的争论，这些人仍然不忘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条条框框来束缚自己的手脚，仍然奉行“先知后行”的办法。正如孙中山早在八十多年前所说的：“中国人有一种心理，不知之事便不肯做，必知之已真，然后为之。”这正是这些人心理的真实写照。

　　二、孙中山与马克思主义

　　用先知后行的办法来指导中国的经济建设，本来也是可以的。孙中山也说“能知必能行”，即有了正确的理论，一定能指导实践。那么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呢？问题在于：理论本身是否正确。

　　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难道也会不正确？这是许多人不敢触及的禁忌。其实，问题在于应该怎样来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不是宗教，不是迷信。很多“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恰恰是用宗教式的虔诚态度来看待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他们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忠诚态度固然可敬，但这种态度本身恰恰是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

　　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都不承认世界上存在着什么“永恒的、最后的、不变的、终极的真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说得非常清楚，针对杜林所谓“真正的真理是根本不变的”谬论，恩格斯驳斥道：“认识就其本性而言，或者是对漫长的世代系列来说是相对的而且必然是逐步趋于完善的，或者就象在天体演化学、地质学和人类历史中一样，由于历史材料不足，甚至永远是有缺陷的、不完善的，而谁要以真正的、不变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标准来衡量它，那么，他只是证明他自己的无知和荒谬。”那些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是最后的、永恒的、不变的、终极真理的人，正是恩格斯所称的这种“无知和荒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