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观辛亥百年纪念潮

　　时近岁杪，刚刚过去的辛亥百年纪念潮无疑是牵动神州的年度文化之盛事，也是近三十年来逢十必庆的辛亥革命历史纪念与学术研讨之巅峰。余温犹热，耐人寻味。

　　平心而论，逢五、逢十的历史纪念并非文明古国的特殊嗜好，实乃人类的普世天性。就在12年前的这个星球上，即将跨入21世纪的千禧狂欢震耳欲聋，洋人比华人更卖劲，据说还有兴奋得裸奔游行的，读者诸君就不难记忆犹新。大自然也罢，上帝的手也罢，其实并没有为时间的坐标预设过什么特别的意义，人类就是偏好“百年不遇”与“千载难逢”，代代相传，真没办法。在我们国家，由于需要纪念的人和事还很多，历史好像就是为了纪念而准备的，每年都很忙乎，对“百年”、“千年”的青睐就不足为怪了。

　　自从清末辛亥年即1911年的武昌起义揭开推翻清朝与中国传统帝制的序幕，迄今已达整整一百周年，海峡两岸都为制作辛亥百年的生日蛋糕忙得不亦乐乎，有关纪念工程在前一年就开始启动，惟名目稍有不同。来自两岸的许多论者认为，由于两岸的政治理念与历史连续性不同，纪念的侧重点与表达方式才显得如此差异，不大协调。在我看来，差异归差异，历史归历史，推翻清朝统治与创建中华民国其实属于辛亥革命的一体两面，一百年前的那场浴血奋战就是破立兼备的革命，无论以哪一面为主题，都并不影响海峡两岸人民对辛亥革命先驱的共同敬仰与追念，谁也无法更改历史。

　　纪念什么？怎么纪念？

　　这一年累坏了不少辛亥革命史专家。有的作者还来不及仔细检阅某些基本的辛亥资料，甚至还不曾系统地阅读历史学界已经层垒有年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成果，就匆匆提笔，振振有词，泥沙俱下也就在所难免。

　　近世百年以还，物换星移，江山不可复识。还在2010年9月，我有幸受邀，在全国政协与武汉市政府举行的辛亥百年论坛做主题发言时，就坦诚地提出过我的一点疑问：对于辛亥百年，我们究竟想要纪念什么？又将怎么纪念？一年过去了，这个疑问在我的脑海并未消失，如今还得补加一个：通过举国上下的百年纪念，我们究竟获得了什么，或者解决了什么？

　　还在2011年5月初，某家出版社的负责人悄悄通报：“刚刚参加一个出版工作会议，上级要求尽量优先出版辛亥革命方面的图书，各书店要尽量订购这方面的书，还要摆在最醒目、最便捷的位置，做好宣传，以便读者选购。世佑兄的书要赶快交稿，不要太认真，不然会错过这个商机。”还有一家出版社也在为另一书稿约我和催我：“一定要赶在七一之前把书出版！”我对商机素来反应迟钝，著述不比经商，不能赶场，何况当时我的娘亲于年初弃养永诀，这半年还没缓过神来，还有授课任务在身，不能敷衍，加上海内外辛亥百年国际学术交流的任务甚重，每次都得花一定的精力，准备学术论文与报告的思路，我还不想重复自己，不好意思用一篇论文开几个研讨会，就没有时间完成书稿的预约任务，后来就果真错过“商机”，只能愧对出版社与读者。好几位师友的辛亥著述都销路很好，有的在数日内就卖光了，还多次加印，供不应求，他们就没少赚稿酬，我一点都不嫉妒他们，而是祝贺他们。

　　这一年来，除了数百种雅俗共赏的辛亥书籍一齐推出，图文并茂，还有大报小报与大刊小刊以及电视、广播都设有专题栏目，集中讨论辛亥革命的前因后果、成败得失、历史贡献、人物风采、遗闻轶事、纪念意义，其规模也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的历史专题讨论，一度出现写书、购书、读书、评书之热，盛况空前。这不仅累坏了一些辛亥革命史专家，也让许多并不擅长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历史研究者与非历史研究者（包括某些网络作者）分担著述任务。有的作者还来不及仔细检阅某些基本的辛亥资料，甚至还不曾系统地阅读历史学界已经层垒有年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成果，就匆匆提笔，振振有词，泥沙俱下也就在所难免。如果把学界已经解决的问题重新翻出来，特别是有关资料的真伪与史实问题，那是无须从头开始见仁见智和讨价还价的。当然，这也不能全怪他们，时不我待，商机难逢啊！

　　记得还在20年前，即1991年，中国史学会在武昌首义之区为辛亥革命80周年举行盛况空前的国际研讨会时，由章开沅先生主编的多达120万字的《辛亥革命辞典》就已人手一册，分赠中外学者，该书所收辞目多达3200多条，还有近20本著述一同赠送。读者不难想象，辛亥革命史作为事件史，早在20年前就已成为研究起点很高的国际学术平台，如果不从资料与史论下工夫，就别指望学术创新，能炒好剩饭，少出常识硬伤就算不错了。

　　不过，围绕辛亥历史与百年纪念，快速便捷的网络对话前所未有，据说“微博”的功夫更厉害，让它传递起来，那才叫高速和便捷，铺天盖地。其中既有本学科与多学科之间的坦诚交流，也有学者与大众、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真诚互动，还有读者之间的认真探讨与大众的广泛参与，神奇的互联网既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阅读方式，也给人们的交流方式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呈现出良好的读书与思考风气，这在一定程度上不能不感谢信息革命之赐，这在互联网问世与落户之前是不可想象的，即便是大讲“儒法斗争”和“批林批孔”的时候，史学界与历史学者也红过一阵，但与今天相比，就只能是小巫见大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