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平书(3)

辛亥革命网 2019-02-28 14:51 来源:浦东史志办 作者:熊月之 查看:

论官位,他只是民政总长,最多相当于上海道台,论功名,他只是举人出身,进士没考上,不能算出类拔萃。论学术,他虽有宏论卓识,但也称不上学富五车、著作等身。上海人把最崇高的敬意献给了他,李平书。

  这种鲜明的对比,强烈地刺激着上海的爱国绅商,改良市政成为他们迫切的愿望。上海道在批准成立总工程局时便说:“上海为通商大埠,最得风气之先,外患之刺激日深,绅民之感情自异”20 。

  其次,地方自治蕴含着明显的民主精神。地方自治的表现,是以地方之人,用地方之力,办地方之事,谋地方之利,其隐含的前提是:一地之人是一地的主人,上海之人是上海的主人。由此前提推而广之,便是一国之人是国家的主人,这正是晚清宣传的国积民而成、民为国之主、国由民治理的民主理念。总工程局和自治公所的董事、名誉董事、议长等,均实行选举制、任期制,各种章程、条例的制订,均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这些都是地方绅商所追求的民主制度的预演。所以,从本质上说,清末上海地方自治运动具有反对专制主义的意义。

  至于李平书在上海辛亥光复中的地位与作用,姚文枬在《李平书行状》中有详细的叙述,分先事之戒备、临事之应付、既事之建设三方面,相当周到而中肯。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上海光复三要素中,即民众、军警、商团,民众、商团都与李平书直接有关。特别是商团,核心人物就是李平书。

  李平书做过清朝的地方官,在由立宪转向革命的过程中,他没有拘守传统的君臣之义,而是以是否合乎时代进步潮流为最高原则,用他《自叙》中的话,就是“时势至此,不能守闭关之义,当审察情势,以为进止”。这是他开明的地方,也是他能够集爱国、民主于一身的地方。

  三、脚踏实地,造福桑梓

  李平书是个干才,张之洞曾说他是“办事才”21。李平书究竟办过多少实业,做过多少实事,大概谁也理不清。仅1908年以前所办之荦荦大者,就能排出一长串:

  1903年,任江南制造局提调。

  1904年,在制造局后面创立初级小学,招收工匠子弟入学;建造制造局员司宿舍,廉价租给局中员司;与陈莲舫创立上海第一个医学会。

  1905年,担任中国通商银行总董;创立总工程局,试办地方自治;创设女子中西医学堂。

  1906年,担任华成保险公司经理;领导总工程局接收官办电灯厂,改为商办有限公司;创办昆新垦牧公司。

  1907年,领导上海禁烟运动;担任上海商团公会会长;担任上海城厢内外救火联合会会长;担任轮船招商局董事、自来水厂商股董事、江苏铁路董事。

  1908年,担任南洋劝业会淞沪协赞会长;担任城自治公所(由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演变而来)总董。

  李平书领导的地方自治组织,办了大量实事,计辟建、修筑道路100多条,修理、拆建桥梁60余座,新辟、改建城门九座,建筑驳岸十个,修造码头六个。

  清末上海,李平书办事之多,影响之大,士绅中无出其右。1909年《图画日报》刊登李平书画像,历述他所办各事,称赞他“凡政界、学界、实业界以及慈善各事业,无不力任艰巨,殚心经营,海内外人士识与不识皆翕然称之”22。

  尽心尽责,一丝不苟,是李平书办事的风格。在湖北武备学堂担任提调的两年时间里,他每日6时起,6时30分至餐厅,与学生一起吃饭,7时15分,监视学生上讲堂,11时至操场,阅洋教习命学生立正、点名,12时同至饭厅午饭,下午3时阅操,8时查号,700多日,日日如此。在担任上海民政总长期间,他办城市所需,急市民所急,举凡管理兵工厂、筹款、拆城、迁坟、建公共体育场、设立电厂和水厂、安装电灯、设立电车公司、修缮贫民习艺所和新普育堂等慈善机构,无不谋划周全,事必躬亲。

  独特的上海意识,是李平书致力于上海城市建设的精神动力。他在1909曾作《上海三论》,系统地讨论过去、现在与未来之上海。其中,关于未来之上海,谈的是上海发展远景,包括建筑、巡警、卫生、进化诸方面;关于现在之上海,论述抵制美货运动、地方自治对民智开发的激励作用,地方自治应做之事;关于过去之上海,是他上海意识的主体部分,反映了他在租界现代化市政刺激下不甘落后、见贤思齐的思想。他认为,在开埠以前,上海在中国的版图上,本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上海之县治,设于至元二十九年,上海之商埠,开于道光二十三年;自通商以来,五洲万国莫不知地球上有此繁盛之区,而上海之名,洋溢乎泰西远东,更无论中国二十二行省矣。然当未通商以前,自元迄于本朝道光中叶,遥遥五百年,上海一县,亦如直隶之静海,浙江之临海,广东之澄海,其名不著于中国十八行省,更何论五洲万国乎?

  开埠以后,上海才发展为著名大都市:“通商以后帆樯之密,车马之繁,层楼之高矗,道路之荡平,烟囱之林立,所谓文明景象者,上海有之。中外百货之集,物未至而价先争,营业合赀之徒,前者仆而后者继,所谓商战世界者,上海有之”。他对此现象进行分析,提出两个上海的观念,即租界上海与华界上海。他认为,“文明者,租界之外象,内地则暗然也。商战者,西人之胜算,华人则失败也”。由此,他提出了华人应该觉醒,奋起直追:

  吾一言通商以后之上海,而为之愧,为之悲。愧则愧乎同一土地,他人踵事增华,而吾则因陋就简也。悲则悲夫同一人民,他人俯视一切,而吾则局促辕下也。要之,通商以来,“上海!上海!”其名震人耳目者,租界也,非内地也。商埠也,非县治也。岂非所谓喧宾夺主耶?抑非所谓相形见丑耶?而吾上海之人,数十年来,处之夷然,安之若素,面不赧而心不惭,形若睡而神若醉,主权日见其放弃,疆土日见其丧失;若秦人之视越人,漠然绝不关怀,日惟征歌选色,置酒高会,以行吾乐而已 23!

  他满怀信心地表示,只要华人振作起来,讲求公德,锐意进取,“十年后,法政讲习所,乡约演讲所,分区遍设,加以改良之新戏曲,新弹词,感移人心,无论上等社会,下等社会,人人知公益之当先,私利之当后。其进化如此。他如消防队,义勇队,保卫地方,并佐巡警所不及,若此者,在他年为已熟之果,在今日为方萌之芽,爱护此芽而勤于灌溉,必有发达之一日”。

  四、为官清廉,品德高尚

  李平书出身在亦商亦医的家庭。其曾祖父以商船航海为业,乐善好施。其父为宝山庠生,喜诗文,好书画,亦以品德高尚闻名乡里。李平书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从小受到很好道德熏陶。在龙门书院读书期间,名师益友亦以道德廉耻相砥砺,所以,在以后的做人行事中,李平书操守极严。

  在离京赴广东做官之前夕,他面对会馆所供奉的关帝神立誓,此去决不当厘金差使,因为厘金差使在当时总是与贪污、勒索联系在一起,名誉极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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