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平书

论李平书1

　　论官位，他只是民政总长，最多相当于上海道台，时间不到一年，此前、此后，做得比他大、时间比他长的人有的是。论功名，他只是举人出身，进士没考上，不能算出类拔萃。论学术，他虽有宏论卓识，但也称不上学富五车、著作等身。

　　但是，他的铜像2，巍巍屹立在湖心亭前，九曲桥旁，千人瞻仰，万人称颂。那是个标志性位置，县城中心，城隍身边，那不是谁都有资格配享的神圣待遇。

　　上海人把最崇高的敬意献给了他，李平书。

　　一、博学宏识

　　1889年以前的30多年，是李平书由童年而青年而壮年的阶段，是他身经社会动乱、饱尝人间酸辛3、了解社会实际的阶段，也是他学习知识、增长见识的阶段。

　　李平书（1854～1927）6岁入塾破蒙4，以后师从过多位老师，但是，对他影响最大的是龙门书院。龙门书院，1865年由上海道丁日昌创办，是当时上海质量最好的书院。李平书于1874年入院肄业，其时山长为著名学者刘熙载。龙门书院是讲求新学、思想活跃、群英荟萃的地方，所藏西书甚多，共有学生30人，其中姚文栋、张焕纶等均为深通西学的杰出人才。李平书与他们朝夕相处，眼界大开，学识日进。李平书在读书和到南京、北京参加科举考试过程中，也结识了相当一批上海地区的新型知识分子，包括蔡尔康、葛士濬、汪凤藻、席淦、左子兴等，诸人都是当时第一流西学人才。李平书阅读过许多西学和实学书籍，包括《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关于世界地理历史的书籍，《读史方舆纪要》、《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历史名著，还有一批医书。他的足迹，北到京师，中至南京，南到南洋。他所生活的上海，是西学在中国传播的中心，是中国居住西人最多的城市，是西器、西制引进最多的地方，是城市现代化先行城市。他游历的新加坡，那时是英国殖民地，也是受西方文化影响很深的地方。

　　在踏上仕途以前，李平书学识已经相当丰富，视野非常宏阔。1884年，他曾拟《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瑇瑁表》一文。大秦，即古罗马。文章虚拟大秦王的口气，叙说汉代中西交通之典故，介绍公元1世纪前后中西历史上的大事、要事，如数家珍，娓娓道来，从中可以看出李平书对古代中西历史有相当深入的了解。江苏学政使黄体芳对此文大为赞赏，说是“熟于西事，故能言之凿凿”5 。

　　李平书识见不同凡俗，从上海县城引进自来水一事可以看出。还在1878、1879年，县城内迭遭火灾，因取水不便，延烧甚巨，城河淤塞，潮水秽浊，有害卫生。那时，租界已经使用自来水。李平书与友人具呈上海道，请于南市创设自来水厂，被批交慈善机构同仁辅元堂核议。当时，风气未开，守旧者众，无人赞同6 。1883年，李平书在考察租界自来水厂后，又与友人相议引水入城。先在二洋泾桥南设局，承销法租界及城中用水，雇夫挑送，倩人四出劝用，仍应者寥寥，每日销水不及百挑。因为那白花花的自来水从铁管子里流出，老百姓不明其理，惧不敢饮。第二年，销水渐广。他们又具呈上海道，要求通水入城，仍被批交同仁辅元堂核议。堂董同意，道台支持，各项筹备工作均已就绪，旋因上海道邵友濂调任离沪，功亏一篑。到年底，自来水销售业务仍然入不敷出，乃撤局，由水公司派人承办。这件事情尽管办得不很顺利，但是，李平书那开明过人的眼光，已为上海士绅所熟知。

　　从对新加坡的考察，可以看出李平书对国际事务的敏感性。1886年，应友人之邀，李平书游历了广州、香港、澳门、西贡、新加坡等地。在新加坡，他一边考察，一边思索，写成《新加坡风土记》。文中，他从驻在新加坡的外国领事不干预当地司法一事，联想到上海租界，认识到会审公廨制度的不合理性：

　　泰西各国，凡属通商埠头，他国领事不预听断之权，乃洋人在中国不然，如上海租界所设公廨，华洋会审，已非西例，西官又好揽事权，必欲华官仰其鼻息，志士愤焉7。

　　最能反映李平书过人见解的，是他在《字林沪报》上的时论和对中国国民性的反省。

　　从1883年至1884年，李平书受蔡尔康之聘，襄助《字林沪报》笔政8 ，任务是写时论。李平书所作，包括《御外策》、《自强本末议》、《中西法制异同说》、《官民通情论》、《洋务首在得人论》、《储边才论》、《博采时议说》、《护商以富国论》等9 ，从中可以看出李平书对国际形势、经济变革、政治改良等方面的见解。针对列强环伺、虎视鹰瞵的危险局面，他提醒国人要特别当心俄罗斯，因为俄罗斯有囊括四海、席卷六合的帝国野心。面对方兴未艾的以师法西方坚船利炮为中心内容的自强运动，他提醒国人，自强需注意本末，坚船利炮是末，人的素质、政治体制是本：

　　是故欲图自强，当先求己之强，当先去己之疾。去己之疾，当先察己之人，有人而后政可行，用人当而后行政不杂。以用人行政立其本，然后取之于人，以辅己之不及，则自强之道得焉矣10。

　　他介绍了西方的议会制度、教育制度、用人制度、司法制度、军事制度，特别思考了西方所以强、中国所以弱的根本原因，认为关键在于一为上下通情，一为上下隔阂：

　　今之言西法者，但言其电线之捷，开矿之利，与一切船之坚、炮之巨、枪之快，以为富强即在于是，而不知此皆其皮毛也。方药不足以达本原，虽终日修饰其皮肤、振刷其毛发而仍不免于羸尫也。夫泰西诸国，开辟后于中原，而其駸駸日盛之势，中国殊不能及。所以不及者，在上下之情不达耳。西国君民一心，政无论大小，必经议院商酌，踌躇至再，然后举行。以故内则无残苛酷虐之为，外则有捍卫保守之谊，常则尽懋迁经营之力，变则竭急公赴义之忱。如心志之服股肱，如手足之捍头目，不待在上者使臂使指，而自收指臂之助，此所以远涉重瀛而如处故乡也。

　　中国以礼为经，尊卑之分严于天泽，而其弊也，礼失而存势，势隔而情离。民之于上，尊而不亲。下之所欲，上未必知之而与之也。下之所恶，上未必察之而勿之施也。……语云：礼失而求诸野。今欲复三代一切之政，以求上下相通，或有未宜。则如西国之所以致富强者，如治病之方药，正所以切中本原。诚使略施其意，上下之势略分忘势，使民爱戴11。

　　这种议论，即使与王韬、郑观应等当时最著名的改良思想家相比，也熠熠生辉，毫不逊色。可以以为，倘若李平书当时不是为科举所诱惑，不放弃在报馆撰写时论的工作，他一定会成为近代重要的政论家。

　　李平书并不以思想家著称于世，但是，从他关于启蒙问题的吉光片羽中，仍然可以看出其思想的深邃性。1899年，李平书为友人《不药良方》一书作序，由治病扩而讨论治心：

　　抑余更有进焉者：今日人心之病亟矣，试聊举数端言之。知有己而不知有人，则病隔膜。知有利而不知有义，则病苟且。任性情而品节不明，则病傲惰。喜新异而奇邪误中，则病蒙蔽。尚权术而表里初终不能合一，则病虚浮。凡此者求之本草而无药，索之载籍而无方，然此犹其病之浅者焉，失此不治，隔膜将变为残忍焉，苟且将变为悖谬焉，傲惰将变为狂放焉，蒙蔽将变为瞀乱焉，虚浮将变为诞妄焉，病变益深而救治益难，此余之所深悯而将问方于潘君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