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平书(2)

　　自私，傲惰，蒙蔽，虚浮，这些问题正是从清末林乐知、花之安、严复、梁启超到五四时期鲁迅等人讨论的中国国民性问题。李平书由治身体之病而至治文化之病，深为国民劣根性而担忧。这种议论，即使放在民国初年，也属振聋发聩之声，何况那是19世纪末年。由此，我们不能不佩服李平书见识过人。

　　李平书学术素养中，知医特别值得一说。他三世知医，其祖父、父亲均习医，其岳父也是名医。李平书父亲医术相当高明，名闻遐迩。中国向有“不为名相，便为名医”古训，医生被认为是极为高尚的职业。在这样的氛围中，李平书很早就对医学有兴趣，研究过传统医典，也研究过译成中文的《全体阐微》等西医书籍。在武昌担任武备学堂提调时，闲暇时间较多，他便利集中研究《素问》、《灵枢》两部医典，写成《读素随笔》两卷。友人吴洁卿亦知医，拜李平书为师，李平书与他朝夕切磋。吴抄有安徽名医鲍小洲的秘方，李平书择其平正切要者抄录在册，包括真人活命饮、保全母子神方、立止小儿急惊风等。

　　李平书医道相当高明。初至武昌，罕有人知道他的手段。恰巧，王雪澄观察的如夫人患脚气攻痛，服药无效，无意中为李获悉。李读过日本人辑的《脚气类方》一书，乃照方开药，一治即愈。这么一来，李平书的医名不胫而走。凡有脚气病都来求治，百治百灵。其他病也来找他治疗： “日必诊二三人或四五人，于女科尤多见效。署中同事眷属有恙，鲜有不邀余诊者”13。

　　李平书的医道，在晚清官场中颇有名气。1904年，盛宣怀生病，请李平书与陈莲舫诊治，一个月后痊愈。1905年，两广总督岑毓英生病，电请陈莲舫赴诊，并邀李平书同往。李平书在广州的总督府住了两个星期，待岑病渐愈才回。陈莲舫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中医，曾多次应诏进京为光绪皇帝、慈禧太后治病，号称“国手”，李平书能与他联袂出诊；盛、岑都是晚清官场中权倾一时的大员，能够请到的名医多的是，偏偏要请李平书，可见李平书医术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特别难能可贵的是，李平书曾在沟通中西医中作过努力。他说：

　　中医主气化，西医主血轮，显分两途，于是宗西医者每以气化无形可睹为妄，不知气化虽无形，而征诸病证确有可据，但言气化者纠缠阴阳五行，愈讲愈晦，致为西医诟病。至体功之学，中不及西之征实，余故欲以内、难、伤寒诸书为根底，以《全体阐微》为参考，研究体功、气化、血轮，然后考定病名，博求方治，庶几冶中医、西医于一炉14。

　　中西医之间的论争，从晚清一直持续到民国，日本一度禁绝中医，中国在1929年也曾有废止中医案。时至今日，中西医各有短长、中西医结合可以相得益彰，已经成为世界共识，李平书在1905年即提出中医、西医各有所长、各有所短的见解，并努力冶中医、西医于一炉，不能不佩服他眼光远大，思想深刻。

　　二、集爱国民主于一身

　　李平书是一个强烈的爱国主义者。遂溪抗法是他反帝历史中亮丽的一笔。

　　19世纪末年，中国已在甲午战争中败给日本，签订了创巨痛深的《马关条约》，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德国强占胶州湾，沙俄入侵旅顺湾，法国则强租广州湾。法国侵略军不待划界，即进驻遂溪县海口，激起当地民众反抗。1899年，署遂溪知县的李平书组织团练，分乡训练，有理有节地抗击法军。九月到十月，在黄略村、蔴章墟、平石村等地，多次击退法军，打死打伤一些法军。

　　李平书抗击法军，相当理智。十月的一天，法国有两名机器师至平石村，练勇将其当作军人杀死，并将首级割下。李平书深知割首之举，不合国际惯例，必将激怒法军，但练勇之举也情有可原，因此，他在责备练勇鲁莽之后，给练勇50块银元，让其买棺装殓法人尸体。谁知，练勇将棺银当赏银，不但没有将法国人尸体装殓，反而将首级挂在电线杆上示众。李平书急命取下，并找到尸体，将头缝上，买棺装殓。此事幸亏李平书补救及时，日后中法交涉谈判，中方能以全尸相交，减少了一些麻烦和损失。

　　遂溪抗法是在清廷对外妥协的大背景下进行的，自然很难取得根本性胜利。所以，在事件平息以后，清廷向法国赔礼，李平书被作为替罪羊，革职查处。但是，李平书由此声誉鹊起，在士林和民众中赢得了广泛好评。当有人向李鸿章告状，谓遂溪事件纯为李平书妄为所致，李鸿章大声说：“天下州县皆如李令，洋人敢要我中国土地耶？”15 当然，李鸿章也批评李平书没有量力而行，说是“君是上海人，当与洋人习，何不度德，不量力乃尔？”既而曰：“德非不度，但太不量力耳！”16张之洞对李平书也评价很高，在李革职以后，聘请他到武昌任职，待遇甚优，说是对于李平书因爱国而又遭受不公正处分的人，“国家即不畀以官，亦当养之终身”17。

　　李平书在清末民主运动中的贡献，一为地方自治，二为辛亥光复，两者之间又有内在关联。

　　关于上海地方自治，学术界已有许多研究18，兹不赘述。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李平书的作用。

　　李平书自1903年离鄂回沪，担任江南制造局提调，活动重心就移到了上海。那时，他与上海、江苏的官僚系统、绅商阶层，有相当深厚的关系。他之回沪，直接原因就是张之洞调任两江总督。作为江南制造局提调，他的直接上司是上海道。作为商人，他在上海创办了许多实业，与曾铸、沈缦云、王一亭等有许多共同的利益，有相当良好的关系。他的身份亦官亦商，上通总督、道台，下达各个商帮。他是上海滩上能够呼风唤雨、左右形势的关键人物。地方自治的事情，是他向上海道袁树勋提议的，一说即行。上海绅商在地方自治中能做那么多事情，与上海道的支持密切相关，与李平书的特殊地位密切相关。

　　地方自治运动，不只是市政改良的社会运动，也是一次关于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教育运动。

　　首先，这一运动具有中华民族见贤思齐、雪耻洗垢的性质。开埠以后的半个世纪中，租界在市政建设方面，领先华界一大截，诚如19世纪80年代《申报》的一篇文章所写：

　　上海自有工部局以来，湫隘逼仄之路悉化而为康庄，乡间鄙陋之区皆变而为闤闠。四方之人趋之若江汉之朝宗，商贾往来无远勿届。街衢之间，日事洒扫，迂者直之，陂者平之……，以中国界内之地较之租界，不啻有天渊之异焉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