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与王廷钧的恩怨情缘(3)

　　夫妻之间既没有伉俪相得的琴瑟之和，俩人雌雄错位，于秋是痛苦的，于王是无奈的。王对秋迁就中有依顺，忍耐中有关爱，但因成长背景、思想观念、价值追求的迥异，王始终未能走进秋瑾的内心，更难赢得秋瑾的尊重和信任，故秋王的悲剧是双向的，痛苦也是双方共有的体验。

　　3.秋家没落，东山再起回天乏术。秋家虽未出过青史留名之高官显宦，但自其父以上四代均为举人出身，祖辈多人曾出任过知县、知州和同知等职，属于科举时代相当成功的家族案例，在当时的社会确为凤毛麟角。可以想像作为如此的世家小姐，秋瑾将多么重视这种荣耀。而秋瑾父亲秋寿南一辈，除寿南为举人出身外，未见有其兄弟或堂兄弟有科举成功的记载。秋瑾两位亲叔叔福南和庆南，主要依靠祖父秋嘉禾之遗产生活。秋瑾致兄誉章函内多次提及两位叔叔以及秋宗章《六六私乘》《六六私乘补遗》中提及的两位叔叔，似亦非科举出身而做官者，二人没有好的职业和社会身份便可想而知。到秋瑾这一代兄妹四人，即兄秋誉章（1873-1909）、秋瑾（1875-1907）、妹妹秋珵（1879-1943）、同父异母弟弟秋宗章（1896-1955）。只能指望兄弟二人，兄秋誉章未能入仕，直到1905年前后才通过二妹秋珵丈夫王守廉(字尧阶) 的叔父帮助谋得北京西城路工局某职⑧。弟弟秋宗章其时年纪尚小。

　　秋家不断走向没落，如能东山再起，即使父亲寿南早逝，只要长兄秋誉章能够由科举正途出身步入官场，或丈夫王廷钧能由科举正途出身步入官场，不仅秋家在社会上的身份和地位能得到维持，就是秋嘉禾一门子孙的职业和前途也能够得其照应。可惜长兄秋誉章和丈夫王廷钧的状况都非如此。秋瑾对誉章没有科举功名是不满的。虽未见到公开表达，但如果仔细阅读其遗存文字，这种不满是能够品味出来的。秋瑾留存下来的文字中，有在1905年4月至12月末致兄誉章的十一封函件，这些信件比比皆是她对兄长之职业和前途、对绍兴山阴秋家大家庭中侄子、侄女们的担忧和烦恼，甚至焦虑，她曾想为所有人一一作出妥当的安排。她竭力想重振绍兴秋家。

　　她痛责丈夫、痛悔婚姻的出发点，亦是丈夫和婚姻不能为其振兴秋家提供帮助。如她在致兄第四函中写到：

　　妹如得佳偶，互相切磋，此亦古今红颜薄命之遗憾，至情所共叹。此七八年岂不能精进学业名誉当不致如今日，必当出人头地，以为我宗父母兄弟光。

　　第五函又谓“……但此亦婚姻不能自由之遗憾，使得一佳子弟而事，岂随遂不能稍有所展施，以光母族乎悲哉今生已矣。”⑨每函文字都浸透了对誉章及秋家子侄职业和前途的忧虑和安排，这之中一定饱含了秋瑾对当年提议与誉章合开“和济钱肆”一事的深深内疚。秋家的过去和现状，令秋瑾背负有重大的责任和包袱。

　　4.赴日留学，尝试担起家族责任。1903年秋瑾随夫到北京后，即借居宣武门外绳匠胡同的吴宅⑩，即吴芝瑛家。当时，吴的丈夫廉泉任官户部郎中，而吴芝瑛则为社会知名的才女名媛。通过吴芝瑛的介绍，秋瑾主动积极地展开社交活动，为自己寻求机会，力图结交社会上层、名流以及新知识界人物。她在北京活跃社交的同时，其着装、行动也发生变化，她不仅女扮男装，而且行动亦如男子。她主动活跃的社交、女扮男装等等，种种迹象都表明这绝非突然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的动因，即秋瑾在父亲去世后为改变秋家现状而寻找各种机会，这个想法早已深藏在秋瑾内心。敏感的秋瑾，已经察觉北京的社会和时代风气能够为她提供机会。一旦结识了服部繁子，她几乎在第一时间就决定东渡日本留学，并视此为改变自己的命运和改变秋家大家庭现状的最佳契机。

　　作为世家小姐的秋瑾，对大家庭抱有很强烈的责任感，如果秋家大家庭继续拥有较好的经济和社会身份、地位，秋瑾对丈夫的期许或许不会那么强烈。但事实上秋家大家庭已经丧失了那一切，而这其中还包含她自己的过错而酿成钱肆的破产和倒闭。秋瑾曾将对秋家的责任全部寄托于婚姻，一旦醒悟丈夫不能够承担起秋家的责任，便选择东渡日本留学，去尝试由她这个“女丈夫”来担起秋家的责任11。1904年6月，秋瑾东渡日本留学。7月3日抵达东京，8月入读东京实践女学校为非正式注册生，11月便退学。1905年3月下旬秋瑾从日本归国，7月23日再次东渡，8月5日在东京实践女学校正式注册。

　　 三、“决裂”情：原来是“掩人耳目”

　　留日后的秋瑾与王子芳，无论所思所想还是行为做派，相差已有天壤之别。秋瑾趋向革命，可谓英雄气长，儿女情短，立志拯世济民，青史留名。而且为了革命，她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但她最放不下的是她的家庭。她要想方设法保护家庭，而保护家庭的最好办法就是制造矛盾，离婚，断绝来往，全面“决裂”。

　　1.痛斥子芳，究由留学费用短缺。秋瑾东渡留学前，与丈夫关系还算和谐，王廷钧也未有大的过错。而秋瑾留学日本后在致兄函内，却有大量责骂丈夫和夫家及痛悔婚姻的内容。秋瑾对丈夫和夫家的责骂、不满以及对婚姻的痛悔，事实上是由其不提供留学费用所致。秋瑾夫妇从夫家析分来的及父亲留给誉章等家人的资产，全部因秋瑾提议办“和济钱肆”及其倒闭，而丧失殆尽。秋瑾本人及娘家不再可能为其东渡留学提供经费，夫家亦不可能提供更多费用。因此，秋瑾是靠自己的嫁妆和朋友的资助去留学的，没有得到王子芳的支持，经济方面的冲突就很大。据陶在东忆: 秋瑾“夫家不允供学费，女士愤。斥卖其妆奁，所获有限，吾暂为措数百金。” 秋瑾北京时期的好友吴芝瑛亦忆，秋瑾留学前“脱簪珥为学费”，又称其“脱簪珥谋学费，窘迫万状”12。依靠出卖首饰和衣物筹措，或者由友人借措，秋瑾留学的费用自然一开始就不可能充裕，加之秋瑾的侠气和 “挥金如土”的性格13，更令其留学费用数度出现危机。据陶在东忆：秋瑾在东渡前将好不容易由出卖首饰和衣物筹措以及友人借措之留学费用，赠给了被关押在北京监狱中的维新党人王照。说秋瑾“倾囊中所有赠之，其仗义疏财如此，吾曹再度赆之而后成行”。又据章士钊回忆华兴会在东京留学生中发起为党人万福华在上海枪击前广西巡抚王之春未果而入狱案募捐事，令“革命阵营中之中外同志，交相震动，尽可能设法善后，秋瑾即为此中捐款出力最显著之一人”。据以后认识秋瑾的陈志群称: 当时秋瑾“囊中仅四十元耳，竟尽数捐之。”14将“四十元”一笔较大的款项捐出后，秋瑾入读实践女学校的费用更加告急。因此，秋瑾留学日本后手中的经费不宽裕，总是缺钱，从她致兄各函文字中都能感受到经济匮乏及由此引发的烦恼和焦虑。

　　秋瑾于1905年6月19日致兄函中，主要是向誉章数落丈夫之过，函内开始出现痛骂的言辞：

　　子芳之人，行为禽兽之不若，人之无良，莫此为甚! 即妹之珠帽及珠花亦为彼纂（篡）取，……妹此等景况，尚思截取此银及物，是欲绝我命也。15

　　 痛骂原因似乎是王廷钧未将秋瑾之“珠帽及珠花”及一笔银元交还。从以后秋瑾致兄数函相似内容分析，“珠帽及珠花”似是秋瑾留存在湘潭夫家的陪嫁物。誉章误以为秋瑾回国后将先回湖南，乃将银元一百寄到湘潭王家，当时王廷钧似在湘潭。函内“二妹”指秋珵，秋瑾要秋珵到王廷钧处讨回誉章误寄之一百银元。秋瑾在致兄函内第一次提到要与丈夫离婚，所谓“妹得有寸进，则不使彼之姓加我姓上”；又第一次在与丈夫关系上提到“死”，即“如无寸进，不能自食，则必以一讼取此儿女家财，不成，则死之而已”。

　　1905年9月12日致兄函中曾说，如果夫家并非富有，她可以在外借钱，但是夫家之富名被外界所共知，令她借钱困难。所谓: “因无彼家之富名，妹于筹款之事，尚可藉他人帮助；旁人闻彼富有，反疑妹为装穷，故无一援手者。”夫家既不允提供留学费用，夫家之富名且又造成其在外借贷之困难。因此，秋瑾对丈夫和夫家的怨恨、不满及对婚姻的痛悔，随着留学经费匮乏的加剧而愈来愈深。

　　秋瑾与丈夫关系之症结，仅在所谓“百金及珠花、珠帽等事”，全在于王廷钧未提供留学费用。娘家则更加无能为力。据陶成章回忆，最终秋瑾是在绍兴“求给于母。母固深爱其女，然家徒拥虚名，实不中资，为勉筹数百金付之”。娘家、夫家均无法依靠，秋瑾深感孤立，加上“闻（王廷钧）早娶妇矣”的传言，遂将所有不快发泄于丈夫王廷钧。

　　2.“闺人负戈”，民主思想业已形成。秋瑾性格豪爽，富有侠女之风，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了湖湘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受到当时革命热点的湖南群雄和湖南人敢作敢为的思潮的影响，湖南的辣椒熏陶了温柔细致浙东女子新的个性。在湘潭居住时期，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和八国联军侵华二件大事给她思想造成极大触动。当时，也是湖南新学和变法思潮最活跃的时期。湖南巡抚陈宝箴与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志同道合，大力推行新政。湖南一省新学盛行，学会林立，新报杂志（著名的有《湘报》、《湘学报》）相继出现，开办了时务学堂、校经学堂、武备学堂、明达学堂、算艺学堂、致用学堂、南学会、任学会、群萌学会、致用学会，还成立了“不缠足会”，当时的“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秋瑾此时虽是静处深闺，不能对外交际，但湖南这股新思潮的强劲东风肯定也吹入了她的心扉，对她的思想产生过积极的影响。这种影响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爱国主义思想，二是女性意识的觉醒。身居湘潭的秋瑾关心国事的爱国热忱洋溢于字里行间，表达了对祖国命运的担忧。秋瑾在这一时期所作的《感事》中写道：

　　竟有危巢燕，应怜故国驼东侵忧未已，西望计如何？

　　儒士思投笔，闺人欲负戈。谁为济时彦相与挽颓波。16

　　“闺人欲负戈”，表达了诗人欲身披战袍，驰骋疆场，征战杀敌的想法。这一时期秋瑾的诗词表现的是忧国忧民的情绪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秋瑾在留学日本期间广交革命志士，结识了孙中山、陶成章、徐锡麟、陈天华、宋教仁、周树人、何香凝、冯自由等，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在与这些革命友人的密谈、会面和共同参加革命活动的过程中，加速了秋瑾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