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良牧与辛亥革命（3）(3)

　　松口公学，为辛亥革命培养了大批骨干，在革命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被誉为革命熔炉，1918年5月29日松口学校园里气象一新，师生们很早就兴高采烈地来到学校门坪集合，刚组建的童子军列队站在学校门口两旁。孙中山先生身穿黑绒“中山装”、头戴硬通帽，在谢逸桥、谢良牧、谢适群、梁密庵等陪同下，穿过拥挤在街道上欢迎的人群，步行来到座落在松口镇北郊的松口公学。老校长饶一梅、校长陈蓬士等在校门口迎接孙中山先生，向他问安后，引他步入校门，是时，鞭炮齐鸣，锣鼓喧天。童子军教练陈汝亮喊“立正”口令，向孙先生致礼。孙先生高兴地向大家点头致意，然后与松口公学部分师生、松口各界代表合影留念。松口各界人士在松口公学礼堂举行盛大欢迎会。会上，孙先生发表演说。孙先生在会上回答了侨胞们提出的问题。他指出：现在华侨在海外深受殖民主义者的欺侮，其原因就是我们国家大穷、软弱无能。民国成立以来本可安邦治国天下太平，但大小军阀连年混战，中央政府从总统到国务总理，每天都在争权夺利，有法不依，《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成为一纸空文。因此，我们只有团结起来，继护法统，打倒军阀，中国的革命才有成功之期；只有把国家建设强盛了，列强才不敢欺侮我们，华侨在外才有可能提高政治地位。可见孙中山先生松口之行另一目的是了解下情，并作继续革命的宣传。申述自己的政治主张和认识，让国民都清楚“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道理。稍后，孙中山还参观了具有革命历史意义的原革命联络机关“公裕源米店”（后为松口通俗图书馆，早期全国乡级图书馆之一），在“承德楼”与梁密庵欢叙，他又应绅商之请，即席挥毫“见义勇为”四字。孙中山在谢家盘恒三天，与各界人士交谈，牵挂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问题。

　　5月29日下午4时，孙中山一行离开松口往汕头，6月1日在汕头乘“苏州丸”抵达台湾基隆（6月7日）、即日转乘“信浓丸”离台赴日本箱根（6月11日）返上海（6月25日），撰写他的《建国方略》一书，在书中有一段是有关梅县松口的论述，这本书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思想具有前导和先驱作用，孙中山体策了中国的情势与世界潮流的变迁，是第一位以世界眼光和开放心态，提出全面建设现代中国方略的革命家。辛亥革命时期其他思想家和政治家，在某些问题可能比他说得更深刻，但要作为一个时代的代表，改变中国的政治走向，乃至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力，没有人能与他相比。

　　从1919 年起 ,在直、皖、奉几大派系的军阀之间 ,孙中山视直系为头号死敌,而试图与皖、奉联系结成“三角反直同盟”，孙中山拟派谢良牧赴奉天（今沈阳）为代表处置。就在这时，国内爆发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由北京大学学生首先发难，领导“五四”运动的领袖是陈独秀、李大钊等人。1919 年底，沈定一复胡适信告以9月徐树铮、段祺瑞的代表许世英到上海与孙中山会谈的情形,据说此事由焦易堂、谢良牧、田桐、光云锦等人牵线 ,戴季陶、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很反对,“其中以朱执信反对最烈”（《胡适往来书信选》上，中华书局1979年）。1920年8月间，平定多年盘踞广东的桂系军阀，由孙中山领导、陈炯明指挥的闽粤军回粤成功，11月28日，孙中山偕伍廷芳、唐绍仪、廖仲恺、谢良牧等离沪经香港抵粤，11月29日，孙中山等通电宣布恢复军政府并启用“中华民国军政府”新印，1921年4月4日，孙中山宴请国会议员，有160多位议员提议立即选举总统，组织正式政府，4月7日，南方护法非常国会在广州集会，决定在广州组织政府，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宣誓就任非常大总统，中华革命党广东支部成立，下设四科，谢良牧任总务科长，冯自由位党务科长，邓泽如为财务科长，谢英伯为宣传科长。谢良牧在广州，除负责广东省党部的工作外，还同时兼任中华革命党梅县支部长。

　　1922年3月，负责北伐后方接济工作的邓仲元（邓铿）在广九火车站被暗杀。至5月间，湖南的赵恒惕阻挠北伐军湖南过境，孙中山被迫改道，回师韶关，挥师平定广西，11月15日，孙中山由梧州赴桂林，继而组织大本营筹划北伐，孙中山指示陈炯明筹措北伐军费500万接济，陈炯明公然停发饷械，多方阻挠；同时暗中与吴佩孚、赵恒惕等勾结，提出所谓联省自治主张，阴谋阻挠北伐大计。陈阴谋左计，昭然若揭。矛盾的原因，孙中山与陈炯明因国是不合，尤其对“联省自治”产生了看法，当时盛行的“联省自治”运动，与陈炯明的政治主张相符合，也是导致孙、陈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还集中体现双方对北伐问题的分歧上，陈反对中央集权和武力统一，与孙中山背道而驰，并最终酿成了政争，唯中山先生北伐态度坚决，且对陈反复晓谕。4月21日，孙中山下令免去陈炯明粤军总司令兼广东省省长、内务部长三职，孙中山罢免陈炯明的指令，“最初是由党部的谢良牧向有关人员传达的”。陈炯明对此采取对抗的态度，旋即召集部下宣布下野，孙中山再次坐镇广州。6月16日凌晨，陈炯明授意其部下粤军总指挥叶举、粤军司令杨坤如、粤军第二师师长洪兆麟等率兵四千余人，包围并炮击观音山粤秀楼总统官邸，翌日联名通电要求孙中山下野，欲置孙中山于死地，史称“616事变”，孙中山在卫队的掩护下冒着枪林弹雨，先登上泊于珠江河面的宝璧舰，后转往永丰舰。孙中山在“永丰”舰召集海军将士，勉令讨贼，统率“永丰”、“永翔”、“豫章”、“楚豫”、“同安”、“广玉”、“宝璧”各舰，由黄埔直入省城，令各舰开炮轰击敌军白云山、瘦狗岭等处阵地，激战终日，仍回黄埔。这时虎门要塞已陷敌手，仅黄埔对面之长洲要塞为马伯麟坚守，与黄埔舰队成犄角，与敌相持。电令已进入江西的北伐军回师靖乱，谢良牧随孙中山到永丰舰，护卫左右。谢良牧在永丰舰上在孙中山亲自监临之下宣誓就任为讨贼军中路总司令。

　　7月8日以后，永丰舰等泊于长洲受到鱼珠炮台的炮火监视，为迅速扭转被动局面，孙中山下令正在黄埔附近活动的“谢良牧部”、徐树慕部“、李天德部”、“李安邦部”等民军，联同要塞司令部兵及海军陆战队共一千余人，即刻起义援救。长洲要塞已丢失，永丰舰挺进白鹅潭，危在旦夕。为便于各方联络，谢良牧被派往香港设立机关，主要干部有，参谋长杜羲（河北静海人，同盟会员），林振雄（惠州人，日本士官学校出身，筹建黄埔军校七人成员之一，黄埔七期教育长），秘书长叶菊生（兴宁人，松口体育会员），文书张民权（五华人，同盟会员），谢良牧受命后与孙科活动于广州及香港、粤东等地，联络各派力量组织西路讨贼军，联络一批老同盟会员、中华革命党员，以他们为骨干，积极募勇购械，广泛散发传单，张贴通告，声讨叛军，平定国难。

　　8月9日下午，激战55天后的孙中山偕陈策、蒋介石等人离开永丰舰转乘英国海军“摩汉号”炮艇赴港，换乘俄国“皇后号”邮轮转道赴沪。8月13日，孙中山抵沪后先后发表了《宣布粤变始末及统一宣言》和《致海外同志书》两文，叙述“六·一六”事件的经过。他沉痛地说：“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死入生，失败之数不可偻指，顾失败之残酷未有甚于此役者。盖历次失败虽原因不一，而其究竟则为失败于敌人。此役则敌人已为我屈，所代敌人而兴者，乃为十余年卵翼之陈炯明，且其阴毒凶狠，凡敌人所不忍为者，皆为之而无恤，此不但国之不幸，抑亦人心世道之忧也。”文中他把陈炯明叛变的原因归为：陈炯明“对国事则有馁气，对粤事则怀私心。其所主张，以为今之所务，惟在保境息民，并窥测四邻军阀意旨，联防互保，以免受兵，如此退可据粤，进可合诸利害相同之军阀，把持国事，可不烦用兵而国内自定。”“迹其致此之由，始则虑文北伐若有蹉跎，累及于己，故务立异以求自全。充此一念，遂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不恤……”

　　10月19日，孙中山派邓泽如在香港设立机关，10月31日，又授予邹鲁为大总统驻香港特派员，传檄调动东路及滇、桂各军会师讨陈，另外，滇桂军将领杨希闵、刘震寰、蒋光亮、刘玉山等均派代表来香港接洽。在此之前，孙中山已先派谢良牧、李烈钧、古应芬、孙科、吴铁城等分头进行讨陈事宜。谢良牧对时任海军陆战队营长的叶剑英在事变中护卫孙中山的英勇表现留下了深刻印象，谢良牧临走时曾经给他留下了通讯地址，并嘱咐有事去找他。叶剑英离开海军陆战队后化装到了香港，先住在谢良牧的家，后来搬到鸿安栈的革命据点。叶剑英在谢良牧的领导下，同粤军华侨陆军学生救国会的同志一起，四处奔走，串连访问，揭露陈炯明叛变真相，宣扬孙中山坚持平叛的革命行动，同时征募义捐，筹措军饷，支援北伐军继续讨逆。一天夜里，云南讲武堂同学好友张国森突然来访，这个大本营警卫团的副官，后来当了警卫团的机关枪连连长。叶剑英带他去拜会谢良牧。谢良牧一见到张国森，很是高兴，当下同几个革命青年商议去上海晋谒孙大总统之事。商议结果，谢良牧修书一封，决定派张国森前往，留下叶剑英等继续在香港进行革命联络工作。9月初，张国森自沪返港，传达孙中山对香港开展革命工作的指示，中山先生要求尽快向南洋华侨筹款，支援北伐军，讨平叛逆，统一中华。首先要与老同盟会员、著名侨胞邓泽如先生取得联系，请求帮助。谢良牧即命叶剑英和梁国材代为草拟致邓泽如函，请求向海外宣传“劝解义囊，以充军饷”，“并请将南洋各埠同志团体通信地点见示，以便修书前往着手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