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良牧与辛亥革命（3）

　　1911年7月31日，黄兴、陈其美、谭人凤、宋教仁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他们认为孙中山亲自领导的起义都局限于华南沿海一带，以一隅观全局，实为下策，而以黄兴、陈其美、谭人凤、宋教仁、居正等为首的一些人却在探索，寻求新的革命方略，欲重组力量，网络势力，隐谋另辟蹊径。中部总会实际上取代了同盟会总部，具有独立的执行力，成为了江南革命活动的中枢，把武装斗争的重心放在长江流域，宋教仁制订了以武汉为中心，两湖联动，谋长江中下游的革命胜利，从而影响全国的革命方略。中部总会是通过文学社和共进会进行活动，政治取向在湖北新军里已有相当的革命基础，宋教仁是中部总会策动“长江计划”的幕后推手。人心向背，由朝廷批准邮传部强制推行铁路干线国有政策而诱发了保路运动，以立宪党人为主导的保路运动席卷长江中下游，民怨鼎沸，风潮继起，清政府与保路运动冲突的两极化，一方面让立宪党和革命党人找到共同语言，认识联手应对变局的必要性，达成了某种默契。另一方面当局从武汉调兵援川弹压保路运动，三镇坐空，分散了清政府的主意力，也为革命党人暴动提供了空间。最后引爆革命的却是一桩意外：在汉口租界内党人接头地点的土炸弹不慎爆炸，泄露机密，几个党人遭清兵逮捕和枪决。

　　10月10日，驻防武昌的湖北新军工兵营突然发生哗变，新军党人首义破局，高举十八星旗占领武昌，以武昌起义为触发点，涌动的岩浆终于喷发，来势汹汹，标志着一个革命高潮的到来，这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引发了如诺米亚骨牌般的效应，各省咨议局纷纷独立，宣告脱离大清王朝。辛亥三.二九广州之役失败，对同盟会士气的影响很大，大家都沉浸在悲痛之中，愤懑腾腔，为之顿足之叹，起义领导人之一赵声在港吐血身亡。同年闰六月十九日(1911年8月13日)，革命党人组织的“支那暗杀团”成员林冠慈、陈敬岳在广州双门底(今北京路)行刺李准。林冠慈掷弹炸伤李准（直绳）手及腰部，林当场身殉，陈敬岳撤离时被捕。李遇刺后，顿悟清廷危在旦夕，手握重兵而一向忠于清廷的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本与革命党结下怨仇，他是镇压广州“三·二九”起义的刽子手，革命党人对他恨之入骨，许多人要得他而后甘心。随着革命党人声势日增，使李准内心感到十分恐慌，促使他力图以功赎罪，李淮即手书致张鸣岐，戒勿害陈君，勿兴党狱。以后关于党事嫌疑者，李准俱不问，好象他已与革命党相通了。张鸣岐因此对他更加疑忌，消减李统率的30营巡防营兵力，仅留6营，又收缴虎门炮台大炮的撞针，李十分愤怒，李准在四面楚歌声中深感清朝大势已去，意欲反正又恐党人不容，故先派人试探，疏通与党人的关系，李准暗嘱幕僚谢义谦（即谢质我，梅县丙村人）和港绅韦宝珊向在香港的革命党人接洽，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同盟会会员李柏存（梅县松口人，同盟会会员，省警察学校学生）向谢良牧自荐协助谋划光复广东，愿往游说李准，为谢良牧所纳。

　　当时在清广东水师提督李准部下有李柏存的一位同乡谢义谦，李准心事为谢义谦所察，将李准悔过之意转告李柏存，谢良牧获悉清两广总督张鸣岐奏请清廷将其旧部龙光济从广西调来广东兼新军镇统，此职位权势都在李准之上，对此，李准甚为不满，常常抵制张鸣岐的军事调遣，李、张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谢良牧认为大有可为，向南方支部汇报，11月1日，谢良牧则指派党人李柏存先行与谢义谦联系，向谢义谦探明李的真意后，李柏存于翌日晨专程从广州赶赴港向谢良牧汇报，于是谢良牧立即在港约集胡汉民、陈炯明和朱执信等一同研究争取李准反正工作的方案，当时，革命党内部意见不一，谢良牧力排众议，主张逼李反正。谢良牧修书两封请李柏存转交，一封给李准，约李准派代表赴港谈判，申明革命党人以大局为重，不计前嫌。一封给谢义谦请他从中协助，敦促李准早日决心反正。武昌起义的爆发，给清王朝以致命的一击，龙旗跌落，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其后，谢良牧以同盟会南方军事特派员的名义与惠阳民军司令陈炯明合署致函谢义谦要求主动做好李准的工作：“李准的名位，当不在黎元洪下，观于鄂军之起义，初推张彪，彪不肯应，而黎元洪应之。黎犹张之部下也，使彪见机，何必不为黎氏。而彪乃至身败名裂，死丧无所。从违之间，相去天壤，为彼族之将领者，可以鉴矣！”

　　李准如能促成广东独立，“则为民国立大功勋”，在谢义谦对李准动以至诚，力陈利害之后，11月5日李准即请谢义谦代表赴港洽降，并由谢良牧安排其与同盟会南方支部支部长胡汉民会面，胡汉民即作书至李准晓之以大义，正告李准若能幡然改悔，舍昔日之助满政府者而助国民，则去敌而为友。谢良牧和李纪堂实际上担任了与同盟会南方支部长胡汉民和李准密商反正事宜，期间，李心存疑虑，摇摆不定。武昌起义，各省闻风响应，纷纷宣告独立，革命风潮，鼓荡全国，不可遏抑，在历史潮流和革命形势的冲击下，李准反复权衡，乃立意反正，终使输诚革命，“默策天心，府窥人事，知民心思汉，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维持，纵报私德，徒伤公义，无裨于国，贻祸生灵，利害相权，宜审轻重，于是应乎而顺乎人，立意反正。”旋即派谢义谦及其胞弟李涛（次武）多次赴港与谢良牧及同盟会南方支部支部长胡汉民等商议反正条件。谢良牧致书李准，并提出五项条件力促李准反正：“荣辱生死只在转机一发之间，仆等更不必为劫持之言，惟足下善自择之。一、以兵省城。二、树国民军旗通告各国领事。三、约束旗满人不使生反抗力。四、布告全粤以举兵反正事，布告文中须表明断绝清政府关系，服从民国新政府令，并誓守民族，民生，民权三大主义。五、召集各界欢迎民党，同时推出兵职各权听众选举任事人员组织机关。”李准也给香港同盟会机关部写了两封亲笔信。一封是投诚书，表明当尽力为民国，革命党人可直取广州，张鸣岐并不足虑。写道：“愿率部下水陆各军全行反正，以救国民。如国民军定期以文明举动来省，当率部欢迎。”另一封是关于反正日期以及反正后一些带技术性，政策性的意见书，胡汉民、谢良牧等革命党人与李准的代表在香港秘密的谈判，双方商定11月9日为反正日期。

　　11月8日，广州各界团体江孔殷、邓华熙、丘逢甲和梁鼎芬等亦在咨议局密锣紧鼓宣布广东独立，仍推举张鸣岐为都督，龙济光为副都督，张鸣岐“自知难容于众”，当晚微服同魏子京随英领事从广州沙面乘英轮遁走香港，广东第二次独立，前后还不到一天即告流产。是晚李准心照不宣，致电胡汉民：“张鸣岐已走，咨议局开会，已举公为都督，盼即来省。”11月9日，李准率部反正，“下令各炮台。军舰，一律升国民军旗。”改弦更张，兵不血刃，光复广州。谢良牧在促成李准督领虎门要塞和广东水师反正中起了重要作用。胡到任之前，由军政部长、同盟会员蒋尊簋为临时都督，负责维持局面。是晚，胡汉民在谢良牧、李君佩、李煜堂的陪同下乘轮自港抵穗，蒋尊簋宣布解除代理临时都督责任，胡汉民当即着手组织都督府，并即照会提督李准、统制龙济光照旧统辖水陆各军。

　　11月17日，省城各团体在咨议局召开代表大会，推举陈炯明为副都督、黄士龙为参都督，并根据胡汉民的提议，选出军政府各部部长、副部长，正式组成广东军政府。军政府下设八部，分别为军事部，蒋尊簋、魏邦平为正副部长；财政部，李煜堂（一说毛文明）为部长；民政部，黎国廉、伍籍磐（一说陈景华）为正副部长；司法部，王宠惠、汪祖泽为正副部长；外交部，伍廷芳、陈少白为正副部长；实业部，王宠佑、利寅（农林试验场场长）为正副部长，教育部，丘仓海（逢甲）、叶夏声为正副部长；交通部，梁如浩为部长。又设枢密院，由朱执信、李杞堂、廖仲恺、李君佩、李茂之、李海云、黄世仲、陈少白、陈协之、杜应坤、刘古一、胡毅生、姚雨平、谢良牧、谢鲁倩、谢适群（谢良牧的五弟）、毛文明等17人组成枢密处。

　　辛亥12月21日，孙中山乘“地云夏”(一译“地湾夏”或“狄凡哈”Devanha)英邮船抵港，上午九时，船泊码头后，胡汉民、廖仲恺、李纪堂、陈少白、容星桥、谢良牧等上船谒见。之后，孙中山乘小火轮上岸，到芝兰室公司聚话。午后三时，粤省七十二行、九善堂、总商会所派来港迎接孙中山的代表，也到了芝兰室晋谒。席间，孙中山复言是日下午即将乘原船，并挈粤都督胡汉民一同赴沪，着粤都督由副都督陈炯明署理。12月24日，南京的各省代表会议接到孙中山将到上海的电报，由代理议长指定马伯援、王有兰、许冠尧三人前往上海迎接。12月25日上午9点，孙中山一行乘英邮船“地湾夏”号驶入吴淞口，当时正下着大雨，上海港一片模糊，时有沪军都督府陈其美派参谋沈翔云以驱逐舰“建威”号前往护航。不久“地湾夏”号停泊浦东码头，由黄宗仰等人以“江利”轮接孙中山一行驰抵三马路（今汉口路）海关码头登岸，在随行到达的胡汉民、谢良牧、李晓生、黄子荫、陈琴航、朱本富、余森郎、朱卓文、陆文辉、黄菊生，以及美国友人荷马李夫妇，日本友人宫崎寅藏、池亨吉、山田纯三郎、太田三次郎、群岛忠次郎、绪方二三等人陪同下，轮船靠岸后，孙中山一行乘汽车赴静安寺路哈同花园，法国租界总巡麦兰及陈其美、伍廷芳、汪精卫、黄兴等早已于此迎候。下午和晚上先后与黄兴、法国租界总巡麦兰、陈其美、李平书、龙济时等会谈与见面。与同盟会关系密切的英文报纸《大陆报》，于当天报道了孙中山与该报主笔的访谈记录：“革命不在金钱，而全在热心。吾此次回国，未带金钱，所带者精神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