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良牧与辛亥革命（3）(2)

　　民初鼎革，各路势力，粉墨登场，群雄角逐，党同伐异，明争暗斗，犬牙交错，在大变革时代进入了新的政治路径，冲击着中国传统的政治生态。1912年2月14日，孙中山向南京临时参议院辞临时大总统职，辛亥上海光复后，深受孙中山信赖的沈缦云被委任为沪军政府财政总长，参与过中华银行的筹办和早期运作。各埠侨胞协商公举了华侨选举会会员共560余名，1913年2月10日聚集北京｡由工商总长监督，华侨选举会选出唐琼昌、吴湘、朱兆莘、蒋报和、谢良牧、卢信等6人为参议院华侨参议员，参与国务讨论，另有候补当选人各6名。另外，温雄飞、冯自由、杨永泰等更多华侨任职地方省议会议员。华侨参政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极大地激发了海外侨胞的爱国热情，使广大侨胞更加积极地投入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中去。谢良牧为此赋诗二首：“大江东去日西斜，酒半醒时恨倍赊。吴市吹箫燕市筑，仍然歌哭走天涯。”“衣上沙痕间泪痕，驰车横度莽平原，烽烟黯淡三边日，风雪飘摇五族幡。革命何曾偿夙愿，故人犹有未归魂，王孙憔悴今如此，触处酸辛入国门。”

　　政治气象波诡云谲，1913年3月20日晚，上海闸北车站的一声枪响，宋教仁遇刺身亡，孙中山发动起兵讨袁的“二次革命”。南北对峙，剑拔弩张，势同水火，乱局再起，嚣腾经时。袁世凯恃兵持重，操纵政治，左右时局，倒行逆施，利令智昏，竟以帝制自为。谢良牧因在国会反对借款，法律倒袁，袁世凯解散国会，谢良牧的国会证书、徽章被收缴、国会议员资格被取消后，在京受到袁氏侦探的监视，处境非常困难。与此同时，沈缦云与信成银行另一负责人王一亭等正考虑把信成银行改组为中华实业银行，遂商诸孙中山。是时孙中山不再担任临时政府大总统，潜心于构思实业建设学说，热心兴办实业，尤其希望在上海开办实业银行，从而与金融界有了更多的联系。同年4月，孙中山发起筹组中华实业银行，以作为建国基础。沈缦云任筹备主任，并亲往南洋一带向华侨筹集股款。另约请原同盟会其他骨干分子如宋教仁、胡汉民、于右任、陈其美、张静江，谢良牧、南洋侨商吴世荣（1912年1月1日，吴是唯一以南洋各埠同盟会总代表的身份出席在南京举行的孙中山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同年3月创建南洋华侨联合会任会长）、陆秋杰、沈怿舸及上海王少文、李平书、王一亭、沈缦云等人作为银行的发起人。中华实业银行创立会于上海广东路36号中国铁路总公司会议室召开，南洋方面举沈怿舸、谢良牧、苏玉衡，国内方面举王一亭、林虎侯、沈缦云草拟中华实业银行章程（32条），规定集股额600万元，分120万股，先收四成；推定沈缦云、陆秋杰为筹备主任，另在上海、新加坡、仰光、槟榔、爪哇、日本、吉隆、马六甲、大小霹雳、芙蓉、厦门、汕头等地推定筹备员，其中上海的筹备员有宋教仁、伍廷芳、陈其美、汪精卫、于右任、张静江、吴世荣、谢良牧、庄希泉、王宝崙等37人，多为原同盟会骨干，中华实业银行另在上海江西路设事务所。

　　自1912年4月10日起，中华实业银行开始公开招股，收股存款处除了上海南市、北市两处的信成银行之外，上海的其他银行，如中华银行、通义银行、兴业银行、浙江银行、四明银行，均代理中华实业银行的收股存款事宜；而外埠各处信成银行均可代收。可见，中华实业银行的筹办是以信成银行为基础，并且争取到其他商业银行的支持。同年5月15日，中华实业银行在上海开业，孙中山被推举为名誉总董，总理沈缦云，协理吴世荣。据《中华实业银行开幕广告》称：“本银行为国内华商与南洋华侨合资创办第一成立之银行，专以振兴中华实业，便利南洋各埠华侨经营内地实业为宗旨，兼营汇兑业务。资本六百万元，总行于上海，总分行于南洋之星加坡。”(《中华实业银行始末》，《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6期)，此后，虽以“宋案”（宋教仁被刺）为标志，国内政局逆转，但华侨在沪投资的势头不减，一些著名侨资企业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1916年）、先施公司（1917年）、永安公司（1918年）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崛起于上海的(详可参见上海市档案馆等编：《近代中国百货业先驱——上海四大公司档案汇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12月28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华实业银行第一次筹备会，孙中山因故未克到会，他赞誉会议通过的中华实业银行章程“精密完备，无任钦佩”；随着国民党在赣宁之役的失败，孙中山无法在国内容身，不得不流亡日本；沈缦云则避居大连，不久亡故。中华实业银行行务无人主持，于1913年秋停业，清理结束。

　　他旋即离京赴日协助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并被孙任命为中华革命党广东筹备处处长，负责联络广东及香港、澳门的老同盟会员。谢良牧在协助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进行武装讨袁的同时，继续以国会议员的名义，对袁世凯倒行逆施，复辟帝制的行为进行无情的揭露。1916年3月，他在上海联合国会护法议员发表逼袁退位拥戴黎元洪继位的通电。当时护法阵营内部主要存在着三种力量，一是西南军阀，二是孙中山系，三是海军，海军的向背的确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壮大护法阵营，孙中山决定委派谢良牧为特使联络海军行动，程璧光（1861-1918）字恒启，号玉堂，广东香山县人。程与孙中山是同乡，早年加入兴中会，因国是与孙不合，民国成立后，程璧光在海军任职，黎元洪任大总统时，程任海军总长。谢良牧凭着1895年程璧光参加孙中山组织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避走南洋槟城，住在谢良牧的伯父谢梦池家长达一年时间左右这一关系，他奉命“奔走燕赵间”，并先后通过组织上海的嘉应会馆、大埔会馆、潮州会馆，广肇公所等旅沪粤籍各界，在上海先后公宴伍廷芳及程璧光，制造声势。谢良牧为此居中出力，专程拜访程璧光，转达孙中山邀请其一同南下护法的意见，并告知已在海内外安排同志募集海军经费的情况，促成程璧光决定海军脱离北洋政府，与孙中山发表南下护法联合声明。

　　1917年7月6日，孙中山偕章太炎、胡汉民、唐绍仪、朱执信、廖仲恺、何香凝、陈炯明等乘“应瑞舰”至汕头后，改乘“海琛舰”至广州，途中传来了张勋复辟失败，段祺瑞重操权柄的消息。孙中山正式提出在广州举行国会。7月17日在广州黄埔公园欢迎会上所作的演讲中，孙中山号召与会者“即日联电，请海军全体舰队来粤，然后即在粤召集国会”，“共和国家之总枢，全在国会，国会所在之地，即为国家政府所在之地也”。19日，孙中山致电上海、天津各报转各省国会议员，揭露段祺瑞“心复辟而伪共和”，指出“江河流域已为荆棘之区，唯西南诸省，拥护共和，欢迎国会”。号召国会议员“宜自行集会于粤、滇、湘各省，择其适当之地以开会议，而行民国统治之权”。孙中山考虑到南下护法议员恐不满国会法定人数，因而提出了“如人数不足，开紧急会议亦可”。

　　谢良牧是在7月22日随同海军总长程璧光率领的舰队“海圻”等七舰南下，8月5日，海军总长程璧光、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率旗舰海圻、炮舰永丰、驱逐舰飞鹰等七舰到达广州，连同先期至粤的海琛等三舰，护法舰队共拥有10艘舰只，13000余吨位。宣布海军独立，脱离北洋政府。当舰队到达广州长洲码头时，孙中山亲率胡汉民等广东各界、团体到码头热烈欢迎。此后，大批国会议员纷纷南下，8月18日，谢良牧陪同程璧光出席孙中山为“宴请南下国会议员”而举行的座谈会，讨论召开国会问题，因不足法定人数，决定召开非常国会。25日，国会非常会议在广东咨议局举行，出席议员120余人。孙中山、程璧光、林葆怿及广东省长朱庆澜到会祝贺。程、林在贺词中说“海军既以拥护真正共和布告天下，则国会为共和民国之主体，同人等自应竭尽棉力，以任保护之责”。8月31日，广州非常国会讨论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12条。9月1日，广州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陆海军大元帅，孙中山旋在广州组织大元帅府，9月10日，孙中山宣誓就职，10月4日，谢良牧被孙中山任命为海陆军大元帅府参议，协助孙中山领导护法及策划北伐。

　　1918年5月4日，滇、桂各系控制国会非常会议通过改组军政府案，由七总裁替代大元帅，排挤孙中山的领导，孙中山被迫愤然辞职。 5月21日，孙中山从广州乘“苏州丸”轮往汕头视察援闽粤军，5月26日下午4时，由谢良牧到汕头亲迎孙中山，转乘“西发”小火轮抵达松口，孙中山偕胡汉民等人下榻于谢家新落成的“爱春楼”，并在“爱春楼”门口与谢家人合影留念，是晚主人谢逸桥为之洗尘，应主人之邀，孙中山欣然命笔为谢家“爱春楼”题写对联：

　　（其一）博爱从吾好

　　　　　　宜春有此家

　　（其二）爱国爱民，玉树芝兰佳子弟

　　　　　　春风春雨，朱楼画栋好家居

　　两联写得很巧妙，把谢家的“爱春楼”都镶嵌在里面，不愧为联中精品。民国成立以后,孙中山先生曾多次托谢良牧转交函件,请他出任政府工作，但谢逸桥都以母亲年老为由不肯任事，这是何故?据已故老同盟会员温远回忆:“我曾听谢逸桥说过,革命是破坏行动,政治是建设措施,是两回事。从事破坏者,未必善于建设。认为政治对他来说,尚缺乏素养,应让能者居之。”“立功不居”,“功成身退,”是谢逸桥不肯赴任的真实动机。谢逸桥著有《谢逸桥诗抄》刊行（可惜此书失传），孙中山填词《虞美人》一首:“吉光片羽珍同璧，潇洒追秦七，好诗读到谢先生，别有一番天籁任纵横，五陵待客赊豪兴，挥金为革命，凭君纽带作桥梁，输送侨胞热血慨而慷。”此诗是孙中山对谢逸桥革命功绩的高度评价，亦是谢氏兄弟倾尽其家产，千金散尽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