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良牧与辛亥革命（2）(4)

　　1月12日，黄兴又发一函：“良牧吾兄鉴：弟由怡保上一函于贵昆仲，想已入览矣，昨此次于四州府所筹之项，虽稍有眉目，然不敷已甚。非得兄提荷属之款，决难开办，伯先（即赵声）兄屡有函催兄提款（此数函因与展堂兄所商事多，故汇寄去），并约其管理人回港。盖因清吏欲移军于高州（正思设特别法阻之），明正即实行也。有此一节，结果，非速着手不可，昨夜闻兄今日来埠，欣慰无级，及船到而不见兄来，岂易有他故差池耶？乙桥兄所谋之事，亦迄促其速行，无俟观望。我辈今日为此最后之一举，必多得资以为完全之预备，方免失败，何日抵港，乞先电知。弟今日赴日邮行矣，不及相侯，怅惆无似，留此，即请大安。弟，黄兴顿首，十二午刻。”“汉民兄刻在西贡，后经暹回此，兄断不能待伊，必请先行决也。克强又叩。”结果，谢逸桥在“英属共四万七千六百余余元”，谢良牧在泗水“荷属共三万二千五百余元”。谢良牧在荷属的筹款成功，不但对坚定黄兴、赵声等人再次策划广州起义的信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时有力地反击了康有为的挑战，对巩固和发展南洋华侨的革命形势起了推动作用，南洋华侨的热情如火山爆发前岩浆在地下积聚、运行、奔突，纷纷要求回国参加起义，捐款支持革命，如荷属巴城侨胞200多人前为广州新军起义筹得“国民捐”（因为起义筹款困难，只能以国民教育捐款名义）折合港币五万元的荷兰盾，以南成公司名义汇返香港，梁鸣九携带汇票回国在经新加坡途中所乘法国邮轮被荷兰巨轮撞沉，不幸殉难（体育会牺牲第一人），噩耗传到八打威，由梁密庵出面与银行交涉，几经周折如数领回，这笔款由书报社保存起来，直到确信孙中山再次在广州举行起义后，梁密庵等人商议后委托巴达维（八打威）义诚学校教员刘芷芬（松口人）将此款通过谢良牧面交黄兴（民国肇建后孙中山向梁颁发旌义状）。又如槟城客籍华侨张耀轩经谢逸桥宣传劝说下，即以其本人的名义捐款给孙中山（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亲笔题赠“博爱”斗方一副，以示谢意）。

　　立宪不足以救亡，共和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吸取以往失败的教训，这次起义准备较充分，1910年12月便发函至沪、鄂、湘、皖、闽、赣、苏、浙，各地同志先聚集香港，并派多名会员分赴各地采购运输枪械弹药到香港备用。1911年初，由黄兴、赵声在香港设立的统筹部，黄兴准备把械弹一概藏起，则以香港文咸东街金利源药材行作为军械贮藏所，留作以后起义之用。黄兴组织革命军统筹部为总枢纽，设于跑马地35号，统筹部设调度、交通、储备、编制、秘书、出纳、调查、总务八课，又在香港中环道摆花街设实行部，专门从事制造弹药以供冲锋之用，还在香港、广东设多处招待所以供革命党人居住，便已有了三十八处。黄兴感觉到一场大举功败垂成，非一死不足以报同志，于是决心独力担任刺杀李准的事。这样，虽未能如期起义，能够先杀李准，除去以后别的同志起义的障碍，也未尝不是好事。后来，黄兴答应他们，放弃独刺李准的计划，到时候和大家合力进攻总督衙门，杀张鸣岐。

　　1911年2月，谢良牧自南洋赴港协助黄兴、赵声组织统筹部，各省及海外人士被邀到香港达数百人。决定组织一支500人的敢死队（后增800人，选锋队），初定十路进取，后改为四路（由黄兴、陈炯明、胡毅生、姚雨平各领一路），目标广州各衙署，臂裹白布为队伍标志，同时要求同盟会干部各负责募集队伍和自筹经费。谢良牧根据统筹部的指示，召开松口体育会干部秘密会议，由温靖侯校长率领30位松口体育会会员组成选锋队参加起义，所需费用皆由谢家指定温翀远分发，大家热血沸腾、争先恐后报名参加，最后选出了三十名“选锋队”员，温靖侯、温翀远带队奔赴广州，被安排住在广州九眼井和天香街、嘉应会馆、谢恩里等处，林修明得知要派选锋队到广州参加起义，怕失机会，已住在先广州三眼井待命。此时，广州到处弥漫着躁动不安的气氛，1910年12月，烈士饶辅廷与温慧玉在松口（俩人均为松口人）结婚，原打算取途香港赴南洋度新婚蜜月，时在香港候船，闻悉此事，即与夫人温慧玉商量，决定取消出国，向黄兴要求参加广州起义，温慧玉十分支持丈夫的决定，饶辅廷夫妇乘船急赴广州，松口选锋队虽由革命党机关安排分住广州三眼井、天香街等地，但需开会、联络、指挥的机构，起义人员都是单身，开展活动较易暴露，适饶辅廷夫妇租住市内谢恩里一处，此处便成为了革命党的秘密机关，温慧玉担任掩护、传递、联络及门外放哨工作。

　　大举在即，各项准备工作密锣紧鼓地进行，由于起义计划本定三月十五日，因械款未到及三月十七日，同盟会员温生才在咨议局门口刺杀了署广州将军孚琦后，引起两广总督张鸣岐、水师提督李准等人的警惕，继又得密报“乱党”要在广州起事，大为震惊，当时广州风声尤急，清吏下令搜索，军警林立，暗探密布，各城门要把守森严，革命党人无法将军火运进城内，乃展至三月二十九日，为掩人耳目，卓国华、卓国兴“姐妹双侠”乔扮新娘，用花轿将军火顺利护送进城，三月二十八日前夕，清吏根据叛徒陈镜波提供的线索，侦知高第街瓷器店、谢恩里等处是革命党机关，当日凌晨七时许，清兵破饶的住家门而入，幸早一天晚上同盟会的秘密文件和武器等已转移，使革命党人免遭浩劫，饶辅廷被捕，清兵施以酷刑逼供，以图打开缺口，但他始终坚不吐实，以死明志。

　　市内情势陡然恶化，箭在弦上，黄兴在此前已觉察到了日益逼近的危险，党人密议缓期，黄兴独持不可，泣陈理由，党人均逆料此举无效，惟以义愤所激，铤而走险，不忍坐视在城同志之困处危城而不救，起义的努力付诸东流，悔对华侨的支持。黄兴为免受阻于海关，改用日本人名字，特持日本护照乔装商人出关，并嘱运械人员军火是危险物，稍有不慎，触发机关，就会爆炸，应特别小心，香港方面敢死队的一部已乘夜船驰赴广州。起义当天总指挥赵声还在香港，在那枪声骤然四起，火光冲天之际，黄兴率队一路向广州总督署进发，一时义气磅礴，挟手枪，怀炸弹，党人激战于街垒，时清兵已四面合围，乃分途抵击，短兵相接，各自为战，终寡不敌众，起义告败。

　　胡汉民、谢良牧、黎仲实、曾醒、方君瑛、陈碧君、李佩书等同船赶至广州城外，吴玉章、陶成章和陈陶遗（负责运械）等人亦从南洋赶至香港，无奈此时广州戒严城门紧闭，包括城外新军在内，各路援兵不至。黄兴从起义一线死里逃生，行动中他断指负伤，匿藏在徐宗汉家（同盟会广州秘密据点），事后，丘逢甲（时丘刚从乡里料理完父丧事返城）在危急中借丘氏书院冒名顶替救出在押的姚雨平，丘逢甲还掩护安排了陈炯明、邹鲁和李次温等人出逃，黄兴与徐宗汉扮成夫妻出城后与谢良牧、姚雨平等脱险同志同船返港。这里面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温慧玉自丈夫被捕后，万分悲痛愤恨，当时门外有清兵把守，不准温外出，过数日，由谢良牧找人用钱买通清吏，饶家门口的守兵才撤走，温慧玉乃秘密赴港，到南洋后得知丈夫死讯，悲恸晕倒，送院抢救，一个多月后吐血身亡。随后，当局大肆追捕革命党人，全城笼罩着肃杀气氛，陷入一片血泊之中，惨遭杀戮，暴尸街头，震惊中外，死难72烈士（实为86位，有说100多位）。松口体育会的周增在战斗中负伤被捕后与饶辅廷同押一仓，行刑那天（时4月初，新历5月6日），官兵如临大敌，戒备森严，全城笼罩，他们带着血色的伟岸身影，英勇就义，周增时年仅二十岁。近百人血染黄花岗，吹响了满清王朝末日的最后挽歌，此役实为南洋华侨支持促成的结果，亦是一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起义，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之慨。众所周知，以往历次同盟会发动武装起义的依靠力量主要是会党和新军，此役党人破釜沉舟，这是孙中山与同盟会组织时间最长，资金准备最充足，骨干投入最多，部署计划最周全的一次。

　　孙中山高度评价广州三.二九起义的历史意义和价值“是役，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本为之含悲，风云为之变色，吾党菁华，付之一炬”，“是役然事虽失败，而其影响于全世界及海外华侨实非常之大，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使吾党之声势飞腾千丈”。三.二九广州之役，是同盟会集体意志的投射，置之死地而后生，是武昌“双十”起义前夕一次决定性的起义，作为史诗般的革命而载入史册。1911年5月，“钦定宪法大纲”彻底瓦解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士绅阶层，尤其是“皇族内阁”的推出，引起精英阶层的极大恐慌，少数权贵把持的王朝专制本质暴露无遗，王朝不愿释放权力，但似乎自以为有足够的能力和信心，可以在获取改革资源和世袭皇权之间达成某种微妙的平衡，垄断江山，拒绝权力分享的政治疏离，将体制内的立宪派推到革命阵营，民心危机势必导致政治危局，使立宪的微光转而融入了革命的熊熊烈火，只待压倒骆驼最后一根稻草的降临。由此，革命、士绅和立宪等各派政治势力的汇流，集结在走向共和的旗帜下，敲响帝国终结的丧钟，铁血风云席卷全国，波澜起伏，高歌猛进。彼时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已然是积重难返，国事日非，败相已露，帝制终结就彻底进入倒计时了，血色残阳正缓缓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