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良牧与辛亥革命（2）(2)

　　1907年冬，《中华新报》由同盟会会员谢逸桥、谢良牧兄弟创办，1908年4月17日，由谢逸桥出任董事长，他们以办报作掩护，其实是同盟会岭东一带的联络机关，传递消息，运送武器，成为远方或海外同志的落脚点。1908年春，谢氏兄弟根据孙中山的指示，为支持黄兴等组织的钦州、河口起义而在南洋为革命募集经费。同年8月，谢逸桥聘任因在杭州组织秋瑾遇难周年纪念活动而遭当地清吏追捕的陈去病为《中华新报》主笔，陈去病居住谢家寓所（棉安街棉德里11号），陈去病（1874—1933，近代诗人，同盟会员、南社发起人之一）避走汕头，陈原名庆林，字佩忍，号垂虹亭长，江苏吴江同里人，1903年东渡扶桑，1904年曾任上海《警钟日报》主笔，早与谢逸桥来往，不久，陈去病因腿疾返上海。

　　1909年1月陈荐叶楚伧到汕，遂由叶楚伧（1887—1946，原名宗源，号卓书、卓收，笔名楚伧，后以此为名，另有叶叶、小凤、湘君、萧引楼主、之子、老凤、单公等笔名，南社骨干，国民党“一大”中央执行委员，后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继任主笔，其间，叶楚伧由谢氏兄弟主盟加入同盟会。1909年，《中华新报》创设“嘉应党狱志”专栏，领导革命党人支持学界向反动富绅展开争民权、争人权的斗争，并取得最后胜利。

　　1909年秋，陈去病返上海后组建南社，南社有“天下第一文社”之称，陈经常将南社社员的诗文寄投《中华新报》发表，叶楚伧在汕头组织了“诗钟社”，以笔为剑，宣扬爱国思想，提倡民族气节，开启民智为宗旨，抒发“誓将词笔挽山河”志向和感奋，担当“鲁阳戈挽，策马中原”的责任，其文锋更露，针砭时政，内容新潮，思想激进，报纸因驰骋文场的陈去病、叶楚伧加盟，名声卓著，文章很受欢迎，销量大增，亦对岭东革命运动起了催化和促进作用，成为当地颇有影响的报纸。特别是报载“嘉应党狱案”，可称一时瑜亮。时任广府中学监督的丘逢甲寒暑假每由广州返里过汕，必到报社与叶楚伧、林百举等人诗酒相会，赋诗填词，激扬文字。粤督张鸣歧认为《中华新报》是南社在广东地区的大本营，下令查封。叶楚伧与陈迪予、林一厂请出美籍华人梁女士，由她出面奔走，承顶《中华新报》社，经汕头美国领事馆注册，将《中华新报》更名为《新中华报》重新出版。报社之外，悬挂美国国旗，内部一切如旧。报纸笔伐依然犀利激进，直捣潮、汕官吏的痛处。

　　1910年10月10日，柳亚子在上海创办《民立报》，在报上以诗祝贺《新中华报》复刊“忍使神州付劫灰，八千子弟看重来，远从南海求王气，肯向东江老霸才，鹿走好提三尺剑，龙飞伫望一声雷，宵来第一关心梦，夺得胭脂塞上回。” 高天梅（南社创始人之一）《祝中华新报》复活诗，有句云：“卷土重来愿何奢，焚舟破釜势莫遮，万马齐驱当者哑，跳梁抓鼠徒咨嗟。”

　　1911年，《新中华报》大量报道和评论了川汉铁路保路风潮，引起巨大影响，《新中华报》艺文栏与上海《民立报》、《复报》副刊取犄角之势，遥相呼应，迅速成为革命党人在岭东的重要宣传基地。此外，南社社友的诗文作品占据着《新中华报》的主要版面，在岭东地区还组织了冷圃诗社，由李同和古直主持诗社的日常工作，在陈去病、叶楚伧的影响下，林百举（一厂）、谢良牧（诗名：園人）、饶芙裳、李同（季子、诗名：朝露）、钟动（辟生、辛亥光复梅州策动人、诗名：寒云）、丘哲、丘心荣（丘燮亭的儿子）、梁抗凡、古直（公愚、诗名：层冰）、温见（著叔）、曾择、曾辩（勇甫、诗名：积雪）、曾赜（伯谔、诗名：繁星）、温靖侯、姚雨平、黄澜、邓树南、李煮梦（小白）、叶菊生（解放后任广州中山图书馆副馆长）等梅县籍26人相继加入了南社，并以报社为聚集地，这些都是辛亥革命各个领域的风云人物，1912年后，这批人大部留在上海、南京活动或办报，如丘哲、姚雨平、林百举等在上海办《太平洋报》，谢良牧先在南京，后寓居北京，李煮梦在苏州，均为南社中坚，大大增加了南社在粤的影响力。虽然陈去病、叶楚伧在《新中华报》的实际工作时间三年余并不太长，但以往的主流研究过于注重放在江浙一带，只把汕头《新中华报》作为南社在粤的一个基地，却忽略了《新中华报》却是组建南社的一个催化剂或者说是一个孕育期，由于目前所掌握的原始资料很少，使我们在探求《中华新报》对组建南社的内在联系，以及冷圃诗社与南社之间的关系在学术方面的研究，几成空白，深埋在学术研究的视野之外，这不能不感到可惜和遗憾。笔者希望就此问题引起学界关注，发掘或突破在这方面的研究，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有理由相信会丰富南社的学术研究的，这是题外。总之，《中华新报》在辛亥革命新闻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中国同盟会跌入低谷，早在同盟会的摇篮时期内部裂痕已经出现，1908年秋，孙中山在新加坡设立同盟会南洋支部，宣称“欲使南洋各处互相联络，以成统一。”委胡汉民为支部长，邓慕韩为书记，下辖南洋各分会，南洋支部为南洋诸分会之中枢，实际上已成为了与东京本部并峙的中心。章太炎、陶成章先与孙因《民报》经费问题陷入困境心生嫌隙，意见不恰， 1909年上半年后，就不曾以同盟会本部名义全面发动和统筹安排武装起义。1910年，章太炎、陶成章另立光复会，造作谣言，攻击同盟会“有千万革命之空言，而无半点革命之实行”，既减损了同盟会的声望，也削弱了同情者的支持。此前，汪精卫受命赴荷属文岛筹款，华侨对同盟会起义连举连败，亦“颇怀不满”，无功而返，时革命党人暗杀风潮泛起，同盟会骨干汪精卫乃秘密组织暗杀团，为洗刷“远距离革命家”的屈辱，以壮士气，“谋于清廷根本之地，为非常之举，以震奋天下人心”，“引发连锁反应，幸成翻天覆地之功” 。汪等人上京谋刺摄政王，事败系狱。许雪秋、陈芸生等人因汕尾运械一事失当，受本部责难，遂与同盟会衔怨颇深，转投光复会。加之一为章陶另立，一为筹款艰难，“倒孙”闹剧甚嚣尘上。

　　1909年5月19日，同盟会南洋支部根据孙中山的建议，由新加坡迁到槟榔屿，从此槟城便成为革命党人在南洋活动的中心。孙中山在同盟会时期的大本营，是由日本东京本部开始，后移至安南（越南）河内，再至新加坡，最后至槟榔屿，鲜为人知的是同盟会南洋支部移至槟榔屿实与谢家有莫大的关系。由于南洋地区粤闽两省的移民占绝大多数，粤闽总督也常径自发送电函，指示南洋地区的领事办事。时任大清驻英钦差大臣李经方（李鸿章之子）早已闻报革命党人在海外的活动情况，尤其在南洋一带异常活跃，嗅觉了一丝风雨欲来的味道，三次密函戴欣然（有作“園”，时任清驻槟副领事，大埔人。槟城五总理之一，亦与谢家至交）要求他：“按照外务部电饬各节与华侨商董剀切开导，力遏乱萌，仍一面示必密侦探……”。戴欣然沉着应对，在给李经方的电覆是：“领事窃查孙康两逆，每在外洋各处，敛财肥己，扰乱内地，数载以来，逆迹已彰，久为华侨所知，本屿华商，类多殷实，且皆在内地各有身家性命，人情所重，其不肯轻率附逆党，盖亦甚明，频年内地灾区，商家即捐巨款，踊跃为善，如恐不及，而又历任领事，皆商承乏，向与华侨商董联络一气，推诚相与，日夕唔面，遇事就商，无所隔阂，大义所在，成皆晓然于利害是非，趋避福祸，他埠或有资助，本埠则无其有，少数下流社会，穷无所归，籍附党末，以糊其口，每为市井之人所不齿。”由此可见一斑，戴欣然为掩护和声援辛亥革命作出贡献。权力分享是立宪派对清末新政的政治期待，新政在一个分崩离析的社会基础上出发，立宪派对新政由期望变失望，失望变悲观，悲观变绝望，从张謇、汤化龙和谭延闿等各省咨议局四次组织大规模和平请愿的失败，在清末大变局下的政治博弈中激进与保守纵横交错，制度的桎梏导致经济利益重组积累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清廷的执政精英们试图通过局部的经济改革来缓和社会矛盾的想法落空，体制内改良的努力被推翻满清的革命呼声所取代，立宪与共和，两种政治主张、两条道路的巅峰对决，角力的焦点在政治体制，革命党、立宪派、知识精英、士绅商人乃至旧官僚力量的联手发力，呈现出以同盟会主导引领这种变化的态势，革命形势发生了变化。但并不是革命党人的独角戏，革命风潮已不可逆转，士绅阶层从反对革命转向保持中立以至同情或支持革命，从对共和的认同到投身辛亥革命运动的跨越节点。“革命党者是以扑灭现政府为目标的，而现政府者是以制造革命党之工厂也”（梁启超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