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良牧与辛亥革命（2）(3)

　　1910年，历史关口的前夜，中国出现大拐点的一年，1908年3月以后，同盟会南洋支部由新加坡移至槟榔屿，颁布了新的章程20条，对南洋支部的组织机构、职权等作了详细规定；按军事组织将槟城所有同盟会会员进行编组，并将全体会员进行重新登记，这些措施加强了同盟会的领导。当此内忧外患交并之时，孙中山看到国内各地反清浪潮此起彼伏，甚为鼓舞，11月，光绪和慈禧相继病亡，清廷阴霾四布，人心向背，岌岌可危之势，形如累卵，风云变幻，民变迭起，外祸日深，东北鼠疫，铁路路权，在民族危机和社会两极分化中，凸显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和革命运动的内在张力，清政府败象毕现，气数将尽，民意滔滔，举国汹汹，革命浪潮排山倒海，扑面而来。1908年，谢逸桥在潮汕铁路任职后，由于他的活动情况为伯父谢梦池所闻，深恐发生事端，牵累家庭，其时谢梦池已告老还乡，即遣谢氏昆仲前往槟榔屿主持开展谢家产业，用以羁摩。其时适值钦州、河口起义失败，孙中山来到槟城，“馆于谢氏寓所”，谢良牧与孙中山共商安置因起义流亡海外的同志。在革命高潮到来的前夕，孙中山结束在美国等地的活动回到槟榔屿。1910年7月19日，孙中山偕陈翠芬（四姑，又叫南洋婆）从日本乘德邮轮一同抵槟城，当日，孙母杨太夫人在香港九龙逝世，孙中山闻耗十分悲痛。此前，卢夫人已偕长女孙娫、次女孙婉、侄女孙霞、佣人阿清及孙眉等由九龙赴槟城团聚，槟城谢家一度成为辛亥革命的大本营和策源地。

　　1910年7月，孙中山回到槟城后，即为召开会议而作准备，嘱告各地党人努力为起义募集经费，又函约黄兴、胡汉民、赵声等到南洋来“以商卷土重来之计划”，在槟榔屿谢家花园召开的“庇能会议”（又称槟城会议）决定发动辛亥年三.二九广州之役，此为辛亥武昌起义之先声，对辛亥革命最后的成功影响深远。孙中山决定组织这个革命军统筹部，并且在战略上确定“倾全党之力，去与清廷决一死战”，庚戌年十月十二日（1910年11月13日）的庇能会议是同盟会的一次重要会议。以往武装起义都以失败告终，革命党人反而产生了埋怨会党的情结，此时，同盟会本部根据孙中山的指示作战略调整，已将运动会党重心转向策动新军起义。同年谢家曾两次成为筹划起义的秘密场所。

　　1910年10月12日上午，孙中山在槟城谢氏花园大厅举行召开同盟会高层秘密会议，磋商机宜，主持庇能会议的，是孙中山；出席者：黄兴、胡汉民、赵声、戴季陶、谢逸桥、谢良牧、谢适群、孙眉、何克夫、熊樾山（玉珊）、林世安、邓宏顺、李义侠等，以及南洋各埠同盟会骨干邓泽如（芙蓉）、李孝章（怡保）、吴世荣、黄金庆（庇能）等，会前，黄兴主动致电光复会的李燮和（即李柱中，时在槟城任教）、王文庆、陈方度等人，建议“捐除意见，同任艰巨”，伸出合作之手，放弃门户之见，光复会推举李燮和参加会议，真可谓同盟会各路精英云集槟城，有53人与会。庚戌广州新军之役失败后，对黄兴、赵声、何克夫等人打击沉重，他们悲愤莫名，万分沮丧，自香港远赴南洋专程拜访谢逸桥、谢良牧，商议是役的善后工作，席间，黄兴提出了“拟假道缅甸入滇”的起义计划，并言这一方案与云南方面吕志伊“已有成约”，谢氏昆仲“力阻其行”，黄兴不以为然，坚践前约。谢氏兄弟“乃走告总理，总理亦以为然”。辛亥广州“三.二九”之役是孙中山领导的最为悲壮的一次武装起义，谢氏兄弟为此役作出了重要贡献。

　　同盟会虽说是一个全国性的政党，但其传统势力和影响力均在南方，当孙中山在会上提出集中同盟会力量在广州绝地反击时，众人“皆有忧色”，有人反对理由有四：（一）庚戌广州新军之役失败，清廷在广州防范措施加强。（二）广州情势复杂，数起皆败。广东革命党人的元气大伤。（三）广州新军处于严密监视，新军当时有械无弹，且清廷将新军主力调离城区，而把广州防务交给比较保守的巡防营负责。亦有主张仍在西南边区发动者，黄兴持此见，和者亦不乏人，（四）华侨见同盟会举事屡败，不满情绪潜滋暗长，华侨解囊者少。但谢逸桥、谢良牧支持中山先生再图广州的态度坚定，谢良牧认为：广州虽是清王朝在两广地区的统治中心，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清军加强城区防务，撤换裁减新军，但革命思想在这里影响甚大，在新军中多数暗入同盟会，时机成熟，自当联同反正，谢良牧、张醁村、姚雨平、张谷山、李次温等人先后到广州，会同朱执信、赵声、陈炯明、高剑父、徐宗汉等革命党人已在广州城内设地下机关数十处（一说38处）。联络各方，争取外援，促使革命向纵深发展。彼此争论颇剧。中山先生反复晓喻，举兵广州正当其时，谓英国长期国会、法国大革命、美国十三州独立，皆不避大城市。广州接近港澳、交通便利、于购买军火、补给枪弹、输送资财，朝夕可至，利于进退，论地点尤以广州为善。至此，与会者多数赞同孙中山“尽倾吾党人才、物力以赴之，破釜沉舟，毕其功于一役”。会议决定在广州再行大举，提出相互配合，并肩作战，各省联络，策动起义的要求，黄、赵勉力赞同再图广州，会后即派人到上海、安徽、湖北、浙江一带活动（史书无记载）。计划广州得手后，由黄兴出湖南，赵声出江西，移师北指，直捣幽燕。孙中山非常重视经费在起义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以往起义屡战屡败，皆因经费不济所致也。赵声提出：“欲再举，非有款十万不能为功。”到会同志闻之，沉寂良久，莫不瞠目结舌，无言以对。黄兴表示，广州机关虽未破坏，而筹款则是一大难事，认为再举不易。南洋华侨中最支持革命的是其中下层阶级，但他们虽然热情，却财力有限，而富商对革命多持冷漠态度，加之光复会陶成章亦在南洋各埠募集军饷，以济长江流域举义之用。

　　针对这种畏难情绪，孙中山在会上鼓舞大家“一败何足惧，今日之困难，比之以往的困难算得什么，往日之困难比之今日之困难不知大多少倍，大家尚且信心百倍，而今日之困难不能阻挡我们前进，华侨同志捐钱，国内同志捐命，则大事可成，革命党人要有信心和决心，中国兴亡，在此一举。现在，海外华侨最担心者，就是怕我们没有决心，如果众志不衰，则财用一层，予当力任设法”。他分析了因新军起义失败，清吏防御必疏的形势后，胸有成竹的说：“告吾党同志，果能鼓其勇气，乘此良机，重谋大举，则克复广州易于反掌，且此次再举，远非前历次失败可比，每于仓促起事而致，今既有先事之计划，当然较有把握，可操胜算。”“款项多一分，则筹备足一分。”孙声泪俱下，当场筹得8000元。

　　会议决定英属新加坡筹饷部由邓泽如负总责，负责人有：李孝章、李梦兰、李源水、郑螺生、黄怡益、黄心持等，荷属印尼筹饷部由谢逸桥、谢良牧负总责，分任筹款的有：刘芷芬、李天麟、萧竹漪、刘亚泗、温庆武、黄庆元、伍连忠等，加拿大洪门筹饷局由冯自由、马延远负责，美洲筹饷局由李是男（李公侠）、黄芸苏、黄伯耀负责，孙中山谓以“教育捐”名义筹款。因有人告密，槟城英殖民当局以孙中山进行的革命活动妨碍“地方治安”为名勒令离境，临走前，孙中山指派南洋方面事务由胡汉民负总责，邓泽如、谢逸桥等协助交付一切事宜，同年12月6日，孙中山遂离槟转赴欧美筹募起义经费。孙家的（卢夫人、陈翠芬偕两女儿等人）日常生活开支，皆由槟城阅报社吴世荣、黄金庆、熊玉珊、丘明旭，陈新政，陈述斋、谢逸桥、陆文辉、何清倬、丘开端，潘弈源分任负担（至1912年2月29日由邓泽如护送孙家离槟返南京止）。

　　胡汉民在新加坡筹款受挫，一筹莫展，后转赴越南、暹罗（泰国）筹款，同盟会员曾锡周、马培生、李卓峰，泰国萧佛成等积极配合。会后谢氏昆仲、李柱中（燮和）、李天麟、陈方度、曾连庆、梁密庵、陈文锡等驰赴南洋荷属各埠募集起义经费。谢氏昆仲在南洋独任募集起义启动经费10万元之责。南洋侨众，其对象如巴城（即雅加达）梁映堂、梁密庵，新加坡许雪秋，苏门答腊张耀轩、张步青，庇能（槟城）谢梦池、吴世荣。黄兴、赵声虽在香港，但三次致书谢良牧催款归港协助策划起义。辛亥元旦一过，赵声其一函曰：“良牧哥鉴：在槟临行时，得阅兄电，欣慰无量，因船票已买，不能再得一唔，惟与十万之款所差甚远，而前途待办之事，有如星火，不可迟以分秒，望兄前许之件，怅甚。约认之件，务请从速趸携至香港，则即时便可筹措一切，港来函云机会进步，甘霖一派源泉，斯滴不胜仰之至。又汉民来星，可与面商一切，匆匆留字，即颂侠安，弟声顿初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