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良牧与辛亥革命（2）

　　潮州之役这是谢良牧受命回岭东地区策划起义以来,组织同盟会员配合会党举行的第一次行动，潮州起义的流产并没有使谢良牧退缩, 反而激发他的革命热忱。1906年12月，由同盟会员刘道一、蔡绍南、魏宗铨领导的湖南的萍浏醴起义,事前在东京本部一无所知,起义失败后,同盟会战略重心南移,“知会长江各省,一时不足有为,注重两广首义，愈益坚定”，“义愤的火焰有烧尽爱新觉罗残骸之势，如不乘此时机气势，我党又何能以陈、吴之救国。”孙中山发出“即将传檄十八省会党，联络声气。立即举事”。谢良牧认为凭借萍浏醴起义的声势和影响，在岭东有所作为，便与许雪秋商议行动计划，孙中山对岭东革命运动深切关注，并给予具体的指导和推动，除增派林国英、熊樾山回潮协助，还任命日人萱野长知为东军事顾问，派萱野长知境外运械至黄冈附近的汫洲港，乔义生闻讯即由香港乘船返汕，易名高桥德太郎，与日人萱野长知住在日人所开的幸阪旅馆，谢逸桥旋即集结丘哲、温翀远、廖介和、陈萧桥（季搏）、方次石、郭守毅、李思塘、张谷山、方汉成、方瑞蹸、李次温（因潮州起义流产后人员分散各地学校以教书职业隐蔽）等待命，在香港就近策划进行者有冯自由、胡汉民，在新加坡担任接济购械者有陈楚楠、张永福、林受之、林义顺等，余丑、余通、陈涌波、蔡德、吴焕章偕方汉成赴黄冈，罗飞雁赴揭阳，黄得胜赴惠来，其中乔义生、池亨吉、熊樾山、温翀远、郭守毅等是在汕头幸阪旅馆待命，担任接洽同志传达消息事。胡汉民、汪精卫亦坐镇香港。孙中山已密函指示方略，惠州、钦廉东西两翼，同时并举，以事牵制，以联成一气，则等待机局大有所为，并电示“谓起事时期,须与惠州,钦廉约同.以便牵制清军,万勿孟浪从事.致伤元气。”许雪秋又招谢良牧等在港兰桂坊，则继续为起义筹划饷械留港待命，并指派陈涌波、余既成等潜回潮汕，设枢部在黄冈桃水巷泰兴号客栈。他们还联络海阳（即潮安）、饶平、澄海等会党购置火药和一批枪械，并制成青天白日起义旗帜，分途进行，方次石因制造炸弹受伤，未能与战。此时潮州镇总兵黄金福和黄冈都司隆熙（启）侦知黄冈党人多次聚会，且党人克期起事的风声已池，黄金福立派蔡河宗带兵20人进驻黄冈，棋布城厢，昼夜巡缉，适值当晚北门顶横街商民演戏，进驻黄冈防兵于台前调戏妇女，有党人出面干涉，结果党人张善、丘保二人被拘，还声言要搜查余通开设的泰兴号客栈，情势危殆，在潮州的谢逸桥马上纠集林国英、陈宏生、余丑等党人商讨对策。刚从港返的陈涌波、余既成告胡汉民、汪精卫等在港嘱其静候总理命令，务与惠州、钦镰方面一同动作，谓当相机行事，不可造次，致使行动未决。清兵搜查益急，陡然生变，党人闻之，再次合议，会上，各同志愤甚，谢逸桥断然棋行险招,力定5月22日行动,由谢逸桥利用在潮汕铁路任职之便,负责输运枪械传递信件和联络事务（包括将藏在家乡松口庙宇的枪械运至），胡汉民、许雪秋在香港接报，十分焦急，认为此举非常草率，急令他们取消起义，以免颠覆大局。是晚九时，起义军700多人在黄冈北面3里外连厝处誓师举义,宣布有扰民斩者等军法10条，起义之初，势破如竹，经一夜血战，弹雨纵横，率众巷战，清军多次反扑，攻克黄冈，起义军在黄冈旧都司衙门成立军政府，由于起义主持人许雪秋、谢良牧等时仍在香港，众人推举陈涌波为司令，余既成、张跃为副司令，以“广东民军大都督孙”或“中华国民大都督孙”名义布告安民，起义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民众欢迎，起义军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陈涌波率领直取潮州、汕头，目标是乘黄金福带兵外出时，攻其巢穴。一路由余既成率领直奔汫州，迎战清军黄金福部，在双方激战呈胶着之际，清水师提督李准奉两广总督周馥令援兵分水陆两路夹攻剿杀，无奈义军退回黄冈，力渐不支，危在旦夕。

　　起义爆发时，许雪秋、谢良牧、方瑞麟和李思唐等仍在香港兰桂坊候命。温翀远后来回忆：“起义军在武器弹药极端缺乏，处境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步步进军，与强大的清军进行了七天七夜的殊死搏斗.起义军很快转为劣势，终因敌我力量悬殊，最后在弹尽援绝的恶劣情况下，被迫宣布解散。”起义以失败告终，余既成、陈宏生、方汉成先前率百人分路由海路潜逃香港，党人名单被官府查获，清兵按名索捕革命党人二百余（一说三百人）。谢良牧的党人身份尚未暴露，身涉险境，急于星火，乃籍其家族在地方上的声望和人脉，通知同志远避，或挺身而出保释，幸免的人，纷纷亡命海外。后两广总督周馥侦悉三合会首领余既成等人滞留香港，电照港英当局将其诬告入狱，引渡返国，企图加以杀害，孙中山电示新加坡革命党人设法全力营救，聘请律师，陈楚楠筹集诉讼费2000元，香港党人李纪堂延聘当地大律师，上诉抗辩。丘逢甲虽不是同盟会员，但始终同革命党人站在一起，他闻知此事，致电港英当局请援引保护国事犯条例，以防株连，避免事态发展为由，极力劝阻港英当局遣返，经多方斡旋，使关押了八个月的余既成等人胜诉出狱，港英当局遂将余既成、陈涌波、陈宏生、余丑等几十人辗转南洋，终使一批革命党人得以脱逃，谢逸桥、谢良牧远赴南洋安置部分起义流亡人员。是役中显示他们为出色的幕后推手，锋芒内敛，泰然处之，临危不惧，声望大振，也给谢氏兄弟平添了一抹传奇的色彩，凡革命的同志都尊称逸桥为大哥，其弟良牧为三哥。“每逢聚会，请他们从首位。”是役，无论从人数、时间上还是规模上大大超过了孙中山领导的历次武装暴动，当时潮梅地区响应者高达5000余众，建立政权七天。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高度评价说：“此次死难的同志都属同盟会干部，若无此次诸烈士轰轰烈烈足丧满虏之胆之善因，怎有辛亥武昌之义师一举而鄂督瑞澄入军舰之美果。”

　　黄冈起义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一是同盟会成立后，由孙中山和同盟会领导的武装起义发端于1907年5月的黄冈起义，在同盟会组织中起先导作用，虽然失败，但给同盟会同仁以极大的鼓舞，风声所播，震动朝廷。二是中国同盟会首次成立军政府，以“中华国民大都督孙”名义颁布《军政府宣言》，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同盟会的纲领（《革命方略》1906年由东京本部制定）首次明确提出“建立共和”的口号，首次启用青天白日旗，鼓舞了革命党人的斗志。三是同盟会派留日学生为主导的骨干力量与会党联手发动起义，遂如两电相激，一发而不可收拾，虽其直捣黄龙之志未酬，但振臂一呼，随之各地武装起义高潮迭起，渐呈蝴蝶效应。四是确是岭东同盟会实施孙中山“广东首义计划”的一面旗帜，于时局的关口上奋然而起。五是岭东同盟会为起义在集结人员，起义持续时间最长（七天七夜）。在起义失败后为辛亥革命成功地保存了骨干力量，以后这批人在云南河口，广州新军、广州三.二九、武昌举义以及后来光复潮汕、梅县和北伐等铁血交锋中，均有他们冲锋陷阵的身影，他们带着飞蛾扑火的气势，以舍我其谁英雄史诗般的壮举载入史册。黄冈起义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贡献重大，但显然也因种种原因而被低估了，隐没在历史的云湮之后。

　　1907年以后，孙中山将革命活动移回国内，同盟会会务日渐繁忙，主要在南方不断组织反清武装起义，给谢良牧以极大的鼓舞和启迪，黄冈起义的失败，其反清之志更为明显，正在俟机而动。黄冈起义在实践中的经验教训，使谢良牧清楚看到缺乏系统的军事训练和人才，是导致起义失败的主因，加深了谢良牧对军事人才重要性的认识，他痛定思痛，改变斗争策略，重新评估会党、绿林的作用，他们虽然反叛勇猛但不能成大事，同时谢良牧亦逐决心与谢逸桥、温靖侯会商，以张步青（字公善）、温靖侯的名义向当局申请开办体育专修传习所，实际上召集闽、粤、赣各地同盟会骨干和革命积极分子，进行军事训练，谢逸桥负责学校的筹办经费，该校址由温靖候捐献自家的书斋“温氏精庐”使用，购买学校设备由张榕轩（潮汕铁路的大股东）的儿子张步青捐款2000光洋筹得，其他办学经费由谢梦池资助，1907年6月中旬开学的松口体育传习所是继革命党人徐锡麟、秋瑾创立的大通体育传习所之后，亦是同盟会第一间培养军事干部的学校。那时谢良牧离校，一切校务由温靖侯总负责，聘请姚雨平、张醁村（两人因参加反清革命活动，适时被广东陆军速成学堂“开除”的学生）、林修明、温奋立、张则通、张辛田、廖介和、廖益通、陈次牧、林菊秋等十人为军事教员，留日体育专业（日本长春学校）毕业的同盟会员林修明、温奋立为器械体操教员，当地武林高手谢颂（仲）文和张玉堂为武术教员，廖介和、周增、温翀远、丘哲、梁爱谦、张作新等6人以学生身份兼顾传习所部分管理工作，要求全校师生加入同盟会，并剪辫，以示与清廷决裂，使松口体育传习所成为宣传、组织和培养民主革命新式军人的基地，松口体育传习所只办了一期（六个月），分三个班，学员共计120人。但在岭东地区造成相当大的影响，自然也引起了当局的警惕，因有浙江徐锡麟和复兴会办的大通体育学堂的前车之鉴，当局既怕革命火种蔓延开来，又担心朝廷追究此事，因时局变化，第一期结业后，1908年3月被当局勒令停办。为进一步扩展革命势力，谢逸桥、谢良牧、姚雨平、丘哲以松口体育传习所的学员为骨干，在松口圩镇上大街的“公裕源米店”设立同盟会的外围组织——松口体育会作据点，会员遍布潮、梅、漳各地，她们以办学为掩护，进行革命宣传活动，启迪和培养了一大批革命青年，这些人在辛亥革命的进程中起了骨干作用，松口体育传习所在辛亥革命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谢良牧所从事的革命活动影响深远，为辛亥革命的成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彪炳史册，松口亦被誉为辛亥革命的策源地之一。可见，岭东革命运动实为辛亥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