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之后，孙中山在南京与上海(4)

　　革命港湾

　　卸任临时大总统，离开南京的孙中山，选择返回上海。他从这里出发，寻访武汉、南昌等地，北上北京，与袁世凯进行了13次会晤。自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以来，新闻记者端纳就承担起他的外交顾问角色。他很快发现，一生都在投身革命的孙中山，对于一个新政权的建设充满了理想化色彩。在他看来，袁世凯别出心裁设立“全国铁路督办”一职，聘请孙中山出任，月薪3万元，只是为了利用已经引退的他的影响力。可孙中山并不以为然，愉快并认真地接受了这一空头职务，并很快乘坐以前慈禧的专用花车，开始了全国铁路考察之旅。

　　一天早晨，端纳被早早叫到孙中山所在的花车车厢，只见孙中山已经坐在一幅中国大地图前工作，上面画满了密密麻麻的黑线条，把各个城市连起来。孙中山兴奋地告诉端纳：“我计划10年内修建20万里铁路。”一连几天，这位缔造了民国的革命领袖都沉浸在热血沸腾的梦想中。车到丰台站，孙中山要接受中外记者访问，并向大家介绍他的铁路救国思想，这让端纳很是紧张了一番。他提醒孙中山：“博士，绕过西藏那条铁路修不了，铁路经过的一些山隘高达1.5万英尺。”

　　“有的是路。”孙中山皱起眉头。

　　“没有路，博士。那是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直插云霄，陡峭不平，连强健的牦牛也爬不上去。”

　　“有路的地方就能修铁路。”孙中山态度温和，但却不可撼动。

　　结果，后来记者来到车厢，只是孙中山的地图却不见了。这时，一位秘书走过来俯身与孙中山交头接耳了一番，孙中山对记者们宣布：“很对不起，司机收到报告说土匪要来劫车，他说，必须马上把火车开走。”就这样，记者们纷纷离去。几小时后，孙中山的地图又奇迹般地回来了。很显然，防范孙中山过度理想化，已经成为端纳的职责之一。

　　从政治巅峰上走下来后，孙中山在上海开始筹划铁路救国。后来赴日本考察实业，惊闻宋教仁被刺，于1913年3月24日返回上海，仍住宝昌路行馆。在这里，他策划发动了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可惜很快失败，只能再次流亡日本。

　　时隔3年，1916年5月1日，孙中山再次返沪。所不同的是，这次，紧接着抵沪的还有新婚妻子宋庆龄。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是孙中山早年的革命伙伴，至今在上海的东余杭路还有一栋普通的两层楼房，就是当年宋耀如在上海建的第一座房子。从南京卸任后，孙中山在上海就寄宿在宝昌路491号宋耀如家，直到二次革命失败这段时间，只是当时并未对外明确公布。这次返沪，由于袁世凯的追捕行动并未撤销，两人秘密入住法租界环龙路63号寓所，直到袁世凯死后3个月，才对外公布了孙宅的地址。

　　这栋深灰色的二层小楼房，位于现在的南昌路59号，王志鲜前些年找到这座建筑的时候，已经被住户改装得几乎不能辨认。对面就是中华革命党本部事务所，一来孙中山可就近领导革命工作，二来也可保障安全。在这里，孙中山发表了《第二次讨袁宣言》，完成了《民权初步》（又名《会议通则》）的创作，并开始着手用英文撰写《实业计划》。1917年7月1日，张勋复辟，孙中山与唐绍仪、廖仲恺等人紧急磋商，于7月8日乘军舰离沪赴粤，成立护法军政府，开始护法运动，环龙路寓所的使命由此结束。遗憾的是，1999年，这栋房子被拆除，在原址上建起了科学会堂大楼。

　　1918年6月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重新回到上海，在法租界的大马路码头登岸，随后与迎接他的汪精卫等人一同乘车驶抵莫里爱路29号，也就是现在位于香山路7号的孙中山故居。铺满深灰色鹅卵石的外墙面，在梧桐树的掩映下，呈现一种英国乡村式的风格。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研究室主任李丽告诉本刊记者，当年的莫里爱路，是取自法国作家莫里哀的名字，这栋房子是四位加拿大华侨集资买下赠与孙中山的。一生奔波革命的孙中山，终于在他52岁的时候，拥有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

　　故居的一楼是餐厅和会客室，二楼则是书房和起居室，加起来也不过400平方米。美国友人林百克先生对这栋房子详加描述一番后，认定它是“一个最安适而不华贵的住宅”，适合于孙中山与宋庆龄简朴的生活。楼前的小花园，是他与夫人经常打槌球的地方，一位经常造访的朋友描写道：在打槌球的时候，孙博士总是用力挥动木槌，在他获得了第一个机会时，就把球送到离孙夫人很远的地方去。每当此时，而且预测到最坏的遭遇，孙夫人总是站立在边线地方转向我们，突然大笑大嚷：“看住那个布尔什维克！”

　　在这里，孙中山度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生活，他开始尝试着从激烈的革命斗争中走出来，反思一生的革命经历，总结自己的革命思想。从1918年6月到1920年11月这段时间，孙中山在上海几乎过着一种退隐般的生活，主要精力转向了写作，完成了一生最重要的思想遗产《建国方略》（包括《孙文学说》、《实业计划》和《民权初步》）。也是在这里，他会见了苏联代表越飞和中国共产党代表李大钊，开始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

　　宝昌路上的行馆和宋宅、环龙路63号居所，莫里爱路的家，都位于当时的法租界内。据考证，从1894年上书李鸿章途经上海算起，孙中山一生共27次来过上海，这可能是他到访次数最多的一个城市。在上海社科院副院长熊月之看来，因为上海是当时的全国舆论中心、革命策划基地，交通便捷，利于对外联络，舒适的环境切合了孙中山多年的欧美生活，而且安全比较有保障。不止一次，孙中山告诉友人，自己家门口就有两个法租界巡警在巡视保护。从1912到1924年，辛亥革命后这段日子，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和两次护法战争，每遇挫败，上海就成为他的革命港湾。现在这片区域，已经成为洋房密布的老城区，粗壮的法国梧桐遮蔽了整个街区的道路。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部队推翻曹锟军政府，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11月19日，从香港北上途经上海的孙中山，在莫里爱路的家里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此次北上的目的，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回家。翌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

　　（参考书目：《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孙中山上海史迹寻踪》、《我在孙中山、张学良、蒋介石身边的日子》、《袁氏当国》、《国比天大：宋庆龄》、《总统府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