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经济思想与孙中山民生主义(4)

 “节制资本”有两大要旨：其一、限制私人资本的发展。孙中山认为私人资本是贫富分化、民生凋敝的罪恶之源；是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后，社会革命运动的直接革命对象。中国革命，自当以控制私人资本，防止私人资本操纵国计民生为所当务。他说：“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其一、大力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孙中山认为，由国家政权控制某些企业是国家经济振兴的关键，也是经济振兴后调剂盈虚，均平贫富，实现民生革命的前提。所以，“中国不单是节制私人资本，还是耍发达国家资本”，“要赶快用国家的力量，振兴实业”，“把全国大矿山、大工业、大商业、大交通都由国家经营”。@“节制资本”体现了孙中山对中国社会现实的超越和对中国未来的前瞻，在当时，少有与之企及者。    蔡锷经济思想与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差异显而易见。  

 1、从所欲达的社会革命目标上看，蔡锷经济目标指向具有现实性，而孙中山民主主义则具有超越资本主义的性质。蔡锷于1902年在（致湖南士绅书>中曾阐释了自己的社会革命目标：“道路修夷，市廛雅洁，邮旅妥便，法制改良：电讯、铁轨纵横通国。”蔡锷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社会赞誉有加，而对近代资本主义弊端缺乏应有的分析和研究。因而，其经济思想，包括其财政观、实业观和举债观，虽说都具有某种社会革命的意义，但其所欲达的目标，只是日本现实社会的翻版。  

 孙中山民生主义社会革命目标，不但与封建社会形态相对立，而且建立在对欧美资本主义深刻批判的基础上。他旨在建立一个“家给人足”、“天下为公”的新型社会。这一新型社会已不是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它带有主观的、幻想的社会主义性质，是旧民主主义时期所能设知的最高目标，与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有着内在的联系。  

 2、蔡锷经济思想并未触及封建生产关系，对补中山“平均地权”的思想，蔡锷持否定态度。蔡锷主张缓进变革，他说：“新旧递嬗之交，目光固宜高远，而手法则不妨平近”，“若期望过高，变更太骤，恐事实与理想不相应，而人民未易奉行，或法令与习惯不相融，而急切难生效力。”在社会革命的方式、步骤上，蔡锷实际上持改良主义主张。蔡锷经济思想仅限于一系列应时而起的政策性思考，缺乏对社会革命全面的、系统的构思，对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为代表的封建经济关系没有丝毫触动。这是蔡锷经济思想缺乏时代感和历史进步意义的根因所在。   

不仅如此，当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宣讲“均贫富”、“土地国有”时，蔡锷起而反对。他说：“今汉族兴、共和建，前两主义之目的已达，兹所急急起而代谋者，非所谓民生乎？然持极端主义者骤欲讲均财富之高谊，……多数无恒产之人日与言均产，是非率天之人皆游手好闲，饥饿以死不止。呜呼！讲民生者顾如是耶？”可见，在如何对待“地权”这一根本问题上，蔡锷不仅与孙中山不具有政治一致性；相反，与孙中山执见相左，处于与之对立的政治阵营中。  

 3、孙中山主张“节制资本”，反对私人资本操纵国计民生，蔡锷则主张各种形式的资本并生并存。1912年3月，在谈及如何办理黔省盐务时，蔡锷说：“宫办事繁而易集，商办简捷而无殷商可承办。”显然，在就官办、商办予以商酌、取舍时，蔡锷倾向f商办。他不仅不惧怕大资本。相反，他感到万分遗憾的就是中国缺乏大资本家。为推动大资本的形成和发展。他在巡视个旧时提出建议：“．资本家之力量不足，则合众资本家以谋之。”至于大资本发展到何种程度，则应予“铲托拉斯之淫威”，蔡锷认为，这类问题在现时中国根本毋需论及。“我国之工商二者幼稚已极，即合群力奖劝提掖之，决其后大总统一j十年不致有托拉斯之发见。”概而言之，蔡锷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取自由资本主义政策，不赞成甚至反对孙中山限制私人资本发展的经济方针。“同人之大愿，惟希冀洞庭湖以内月发起无数公司，洞庭湖以外日发起无数公司，则所以为民生计者，其庶几乎？”   

4、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有限影响，可作为蔡锷不具有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的又一佐证。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民生主义政治影响并不大。究其原因：其一、民生主义本身是一个矛盾的体系，又因缘时会，意蕴无常。孙中山本人同胡汉民、朱执信、冯自由等革命党大员的解释就不一致，一般党人就更难认识和接受了。用柳亚子的话说，简直“莫名其妙”。早在1905年筹建同盟会时，就有人“对于‘平均地权’有疑义，要求取消”。其二、虽然对民生主义已有了认识和掌握，但认为民生革命并非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这种思想在同盟会革命党人和非同盟会革命志士中广泛存在。其三、下层民众对民族主义尚可接受，对民权共和已不甚了解，对民生主义就更不知所以了。为使革命纲领掌握群众，不少同盟会革命领袖不得不删改民生主义，“以应付时宜”。其四、同盟会中部总会主要领导人宋教仁，欧洲同盟会骨干胡秉权、史青，共进会首领张伯群、焦达峰，江浙革命领袖章太炎、陶成章等都对民生主义持超然态度。  

 蔡锷师事梁启超，梁启超改良主义思想对他的影响相当深。在社会革命问题上，蔡锷一贯持审慎周祥、稳妥缓进的政治态度。辛亥革命时期，蔡锷犹在非难孙中山社会革命方针，指斥革命党为“暴列派”；延至护国战争，蔡锷尚与孙中山多有龃龉，并以严防“党人思逞”为要务。依此推断，蔡锷接受并执行孙中山民生主义，似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