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与命运(3)

 汉阳失守以后，许多人对指挥作战的黄兴产生不满。但黎元洪没有落井下石，而是劝解说：“你们要责备黄总司令，首先要责备我，因为他任总司令是我推举的。但是大家要知道，黄兴二字对革命有不可估计的力量，如果找们今天对他有不理智的行动，使敌人认为革命党人内部起了分化，增加敌人的气焰，一面使独立各省因而灰心。现在汉阳虽然失守，其它各省独立的已经不少，如果因我们一时的意气而使功败垂成，我们将成为千古罪人。”黎的这种忠厚长者之风缓解了革命团体之间的矛盾，也赢得了大家的尊重。    起义过程中，当听说少数士兵抄斩满人家属时，黎元洪不顾别人的误会，“亲自召集军士，下了对满人‘不得杀之泄忿，敢有抗命者治罪’的通令。”这维护了革命军的良好形象，赢得了中外人士的同情，同时也提高了黎本人的政治声誉。  

 民国成立后选举正式大总统，黎元洪有一封预辞大总统的电文，其中说：“沉机默运，智勇深沉，洪不如袁顶城；明测事机，襟怀恬旷，洪不如孙中山：坚苦卓绝，一意孤行，洪不如黄善化。”如其所言，在这几方面黎元洪确实不能与那三位同日而语，但他之所以能“克享大名”得以与上面三个时代的风云人物相提并论，正在于他的老实厚道，为人们所信任。也正是这种谦虚与厚道使人家对他产生了好感，从而为其当选副总统赢得了一定的民意。有人称：“至于黎元洪…．．他以做人成功见长，当时的舆论都称赞他是稳健派，是忠厚长者，他为人和蔼可亲，谦虚诚悬，没有官威。”一向对人刻薄的胡汉民也承认：“非由黎公出而号召，则各省响应不能如是之风起云涌；又非有黎公之谨厚者为之，则北军亦不易赞成共和。’’    黎元洪在表现谨厚性格一面的同时，又表现为优柔暗弱，尤其在政治上表现消极被动和犹豫不决，误过不少事；也使自己在政治斗争中败多胜少。武昌首义的领导人之一谭人凤曾说过：“黎元洪一无用之庸劣懦夫也，武昌革命以统帅无人，拥为都督，施而副总统…．．而察其事功，汉口由其犹豫而烧，赣、宁由其反对而败…”，’性格懦弱在行动上易受别人的影响和政治上容易被人利用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叶楚伧就曾评价黎元洪说：“诚朴得诸天，福运过于人，小人所引为傀儡，君子能谅其苦衷…．．器度有余，聪明不足，其善容嘉言处，即受人挟制处。”   

黎元洪被拥为革命军的都督本身就是受挟制的一个明显的例子。黎元洪本与革命党素无渊源，且在起义开始后手刃两名革命士兵，是革命党人想“借其虚名，以加强声势。”而黎元洪由于怕死才违心地答应。他在给萨镇冰的信中承认：“其时枪炮环列，万一不从，立即身首异处。洪只得权为应允。”直到清军攻陷汉口后的第二天（1911年11月29日）下午。清军第四镇第八协协统王遇甲（黎的同乡）从汉口给在武昌的黎元洪打电话责备他参加革命时，黎还说：“我是个老实人，你是知道的，这哪是我搞的事，都是他们利用我的名义瞎搞一通…．．我是一个完全的傀儡。今天你把这笔帐算在我的头上，那真是冤枉极了。你如过江来，我可以和你详谈。”也因其性格使然，黎元洪在武昌起义中自始至终没有也不可能有战斗到底的决心。   

1912年，胡汉民评价黎元洪时即称：“黎衣军服，尚粗率，有军人本色，叩其何以助黎宗岳攻孙毓筠？则茫然莫对。盖其部属所为，不必尽关白也。…．．武昌同志私语余云：‘黎初本以党人强迫而出，终日惴惴，从前以一协统望袁世凯如帝天，袁出情甘为屈，第一次袁之使者来，黎竟谓：一切当如袁宫保意旨。袁既稍加以词色而贿收其左右，黎安得不奉命惟谨…，民国初年的第一个大的血案——张（振武）、方（维）血案，一般认为是黎元洪嫉恨他们而一手造成的。其实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张振武“慷直无城府，好以气凌人”，在武汉政府内树敌颇多，同黎元洪身边的旧官僚如孙发绪等也时有摩擦，而且与孙武等革命党人矛盾重重，“党孙者毁振武，党振武者毁孙，黠者互以危词，媒孽浸润，积久益水大。”而孙武与黎元洪较接近。黎元洪因其性格暗弱，态度极容易受到身边人的影响，故当时的报纸称：“枪毙张振武者非袁世凯，黎元洪也；非黎元洪，实孙武也。”“与孙武同恶相济者，尚有清抚朱家宝之幕宾孙发绪。黎氏敢于倒行逆施，大都以两孙为主谋。”沈云龙把张、方血案的发生归因于黎“胸无定见，易于轻听，而所引用不出乡党之外，大抵器识不宏，鲜能注意远略，仅以小忠小信，要宠固位，多昧于大体，往往债事，不能为元洪佐助，元洪骤得大名，而实不足以副之，即缘与此，揆其一生，为左右运筹所误者，固不仅诱杀张、方一事而已。’Ⅱ231不无道理。张、方血案是黎政治生涯的一个转折点，由此造成了他与革命党人无法弥合的裂痕，在袁世凯的威胁、利诱之下，他最终倒向了袁世凯的怀抱。    黎元洪最为人称道之处，即在袁世凯称帝时他拒绝受册封的做法，从中也能看出他性格的特点。袁在1915年12月12日称帝后，论功行赏，要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初黎元洪对于接受不接受“尚未决绝”。刘成禺在《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中说：“时平政院长周树模辞职出京，见黎告别。树模位高望重，元洪所师，鄂人皆敬惮之。黎乃邀周小饮于葡萄亭，论册封武义亲王事。周日：愿副总统为鄂人稍留体面。模前清曾任封疆，尚弃官出走，副总统将来尚大总统之望，受册封，则身名俱废。袁氏所为，恐无丧日。黎乃决辞。故黎常语人日：周树模前清做过翰林、御史、抚台，尚且出走，我岂能受王爵乎？”这种“善纳嘉言”的作风，在某种意义上正说明他是一个自己没有主见的“良善暗懦”之人，因而在政坛上往往被人挟制，难脱傀儡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