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盛宣怀的政治倾向(4)

　　可是盛宣怀对孙中山的态度却明显表现出一种口是心非的溢美和内心的不信任。如称赞孙中山“以一手变天如反掌，即以一手让天下如敝屣，皆以为民也。”感激孙中山“吴中祖业蒙公保护维持，加入一等”，“使敝族数百家均沾大德，感泐尤深”，表示孙中山的主张“与下走平生怀抱差幸不谋而合”，甘愿跟随孙中山“操之纵之，下走皆惟命是从”；同时又贬低孙中山“有理想而无经验，不足与谋”，“此君似已不得人心”，甚至将其打入强盗之列，说“航业先为各国侵占，所补救者十之三、四，遭乱损失已巨，几为孙、黄所夺。刘学询乃孙、黄所使，鄙人坚持驳散，若辈衔之刺骨。”

　　对于孙中山所代表的“革党”，盛宣怀更是竭尽贬斥、蔑视之语。如把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视为杀人成性的“江洋大盗”，而把袁世凯却捧为“立地成佛”的圣人：“我看同盟会太无道德，军兴以来，俨成盗界，近已人心厌乱。孟子日：‘惟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总统（指袁世凯——引者）不折一矢而定天下，古今中外无其匹矣！”“二次革命”爆发后，盛宣怀想方设法为北军提供所需，递送情报，而对讨袁军却一毛不拔，恶语中伤：“近日党人需饷甚急，不能忘情于汉冶萍及招商局，先从报纸谣言，函来索借，甚至以反间为要挟，以手枪、炸弹为恫吓，无所不致。”在盛宣怀眼中，“二次革命”不过是一场闹剧，“不足深虑”，但务要“荡平”，不可“养痈成患”，因此盛宣怀向袁世凯政府献策云：“目下革命流毒忽又剧作，各报檄文毫无正当名义，人心厌乱，决无响应之机。江南都督绝无预备，非其能也。该党实无能战之兵，亦无有源之饷，大军南下，指日荡平，不足深虑。惟上海制造局连打三日，陈其美所部死亡枕藉。海陆军炮不虚发，以少胜众，可见将士用命，与前年大不相同。然乱党仍复恶战，若再不能歼灭，恐祸及租界，难免赔偿，酿成巨患。此间商民日盼北军续至，只须再到数千人，巨憝不难一鼓就擒，不特纾目前之急祸，并可除永远之根株。政府似未可视为缓图，养痈成患，滋蔓难图，此之谓也。招商局轮船被拿，汉冶萍厂矿莫保，犹其事之小者也。”盛宣怀在这里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对孙中山和袁世凯所代表的政治势力的真实情感：对北军“以少胜众”，“将士用命”，喜形于色；对讨袁军“死亡枕藉”，颇感欣慰；为“荡平”“革党”，“除永远之根株”，即便他的“招商局轮船被拿、汉冶萍厂矿莫保”，也在所不惜。而当“二次革命”失败、袁军四处肆虐之时，盛宣怀又深为庆幸地感叹：“此次乱党又作，匪夷所思。尚幸政府早为预备，大军云集，指日荡平。”

　　那么，盛宣怀心目中的袁世凯又是一个什么样形象呢？早在武昌起义发生后不久袁世凯复出之时，盛宣怀就在致孙宝琦的信件中断言：“项城（即袁世凯——引者）到京，中外属望。”数日之后，则更进一步表达他对袁世凯的崇拜之心日：“近日伏睹项城一举一动，无不令人五体投地，为其下之国务之臣，何修而得此。”不仅对其崇拜得“五体投地”，甚至能成为“其下之国务大臣”也是一种荣幸！   

　　当盛宣怀东渡日本避祸背井离乡之时，仍不忘寻机吹捧袁世凯，并针对外人“皆恐其道德不足”之说，直抒己见，为袁辩护：“项城实一世之雄，论其才识、经验，断无其匹，黎、孙皆不足虑，惟中外皆恐其道德不足，人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未知何故？其实，现处君人之位，且三千年来第一人之位，何必再以机械胜？”

　　盛宣怀对袁世凯的恭维，看来并非虚情假意，他感激袁世凯也大都出以真心。而袁世凯除为控制经济命脉而与盛宣怀大打了一场轮、电争夺战之外，对于并无根本利害冲突的盛宣怀也是尽力“量加保护”的。1912年夏，盛宣怀在日本获悉，“总统（指袁世凯——引者）谈及，南来诸人尚多不满意于庆、泽、那、盛，总统力辟之，始息。目前不如暂在日本，所有财产，允为尽力保护”，感激之情，不禁油然而生，在致孙宝琦的信函中坦述肺腑之言：“读之不胜感激涕零”！进而表示自己决非无情无感，定将反过来为袁“大总统”效忠出力：“大总统慨允保护财产，岂仅一人一家之私谊，足以感动人心，实亦为将来出资办事者劝。”

　　很明显，盛宣怀如此吹捧、逢迎袁世凯，是因为他把定国家、平天下的重任，寄托到了袁世凯的身上，希望袁世凯能迅速扑灭革命“动乱”，再开一个万世太平基业。在致孙宝琦的另一封信中，盛宣怀写道：“方今人材到处缺乏，每见项城（即袁世凯——引者）措置大局，举重若轻，实超轶乎汉高、宋祖而上之，方之华盛顿、拿破仑亦有过无不及。其所最难者，兵不血刃，而一班自负伟人均能从容从命，其用心亦良苦矣。然其积德累仁亦无可比拟。转瞬正式政府告成，当必然扩充用人之道，使人才辈出，再造天下。”盛宣怀在这里把袁世凯凌驾于汉高祖刘邦和宋太祖赵匡胤之上，甚至与世界巨人华盛顿、拿破仑相比，也“有过无不及”。汉高祖、宋太祖、华盛顿、拿破仑都是青史留名的千古圣雄，比他们还要光彩夺目的人，怎能不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呢？崇拜，表达着一种意愿。盛宣怀的意愿就是“仰赖”袁世凯尽快建立一个新的强有力的“正式政府”，广用能人，“再造天下”。这个“天下”，当然不是孙中山所倡导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是一个改头换面的封建主义专制制度。然而，他拼命捍卫的政治目标，却并非是他一生主要经济活动的真正“保护神”。结果，只能带着无限的遗憾，迎来他人生的悲剧结局：有功于中国民用工业企业的发展，却充当了封建专制制度的殉葬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