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盛宣怀的政治倾向(3)
辛亥革命网 2011-03-22 00:00 来源：《黑龙江社会科学》 作者：宿丰林 包汉 查看：
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讨袁军因准备不周，兵力分散，军需匮乏，战事不够顺利。7月21日，黄兴听说袁世凯命招商局船只“树洋旗备运北军”，遂致电盛宣怀说：。袁世凯破坏共和，断送民国，南方兴师申讨，凡在商民人等，无不敌忾同仇，共襄义举。公等素知大体，更应发抒义愤，赞助民军。乃闻袁世凯乱命，有令贵公司树洋旗备运北军之事。窃虑公等不察，或受指挥，开罪民军，自贻伊戚，公等名誉固受损失，即财产之在各处者，恐无人为任保护之责。公等明达，宜早虑及。”显然，黄兴仍在试图把盛宣怀拉到讨袁派一边，岂知盛宣怀不仅不会同黄兴站到同一营垒，而且早已同袁世凯穿上了一条裤子。他称讨袁派是“乌合之众，一经惩创，不难云散，惟眼前亏苦不可不防。”为不使招商局的船只被讨袁军所利用，盛宣怀曾企图仿照1884年中法战争、1894年中日战争和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时期招商局船只“暂换洋旗得以无恙”为办法，令所属船只改换国旗出入讨袁军控制水面。为拒绝向讨袁军提供军饷，他“托词赴青岛，杜门谢客，”盼望袁世凯“雄师早至，不难顷刻化有事为无事。”此外，盛宣怀还向袁军提供军事情报说，上海“商团人数甚少，不足御侮，北军太单，只能保护制造局”，但只要“北军有数千速到，便可无事。”至于北军来沪的登陆地点，盛宣怀更进一步报告说，吴淞炮台为讨袁军所占，北军“若过吴淞炮台，恐海军力不足护，似可在川沙等处上岸，彼党并无能战之兵，且此次人心与前不同”，北军必胜无疑。
盛宣怀对“二次革命”中的“讨袁军”和袁世凯的“北军”，采取了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充分暴露了他顽固的政治立场。他把窃国大盗袁世凯视为“靠山”和“救星”，梦想依靠袁世凯来恢复昔日的一切，因此在两大势力的生死决战中，毫不犹豫地站到了袁世凯一边。
盛宣怀政治上的堕落和反动同他在举办资本主义实业方面的开拓与进取产生了巨大的矛盾。盛宣怀不会明白，他竭力维护的政治上的东西，正是他发展实业的桎梏。他以为，剿灭了“革党”，天下太平，中国有了如同袁世凯这样的权威大总统，一呼百应，新式工商业就会像雨后春笋，中国就会跨入世界强国之林。下面这段话，就是他这种心迹的表露：“鄙见破坏之后必有建设，转瞬正式政府成立，此业（指汉冶萍公司——引者）与军政、路政、财政相为维系，若不认真开拓，似甚可惜，然必赖大总统（指袁世凯——引者）登高一呼，提倡于上，方能响应于下。……秋凉贱恙倘能稍愈，拟由津浦到京一行，亲自竭商大总统，作十日勾留，直抒所见，以尽野人献曝之忱。一息尚存，若能赶成化铁炉八座，每日出钢铁二千吨，不特转败为胜，且可为输出熟货一大宗，则死无余憾矣。”然而，历史车轮不是包括盛宣怀在内的旧制度卫道士所能阻挡得住的。盛宣怀既要办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大事”，又想维护行将入木的旧制度，其结果不仅办不成“大事”，其本人也要被革命大潮所淹没。
三、对孙中山、袁世凯的看法
在盛宣怀的心目中，孙中山和袁世凯虽都是一呼百应的“非凡之人”，但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两类人：一个是“再造天下”的当今“伟人”；一个则是“不足与谋”的“乱党”之首。
盛宣怀与孙中山的交往远没有同袁世凯那样久远。盛宣怀与孙中山的初次结识，据夏东元先生考证，大约可以追溯到甲午中日战争前后，中介人是郑观应。1894年6月，孙中山北上津京，准备赴总理衙门办理护照出国考察，打算乘便上书李鸿章，陈述救国主张。郑观应为孙中山写了一封致盛宣怀的信，将孙介绍给盛，并请盛代为转荐于李鸿章。郑观应与孙中山同为广东香山县人，两人家乡翠亨村和雍陌乡仅相距30华里，1890年后，郑、孙二人接触渐多，在医学、政见等方面也有许多共同语言，因此郑很乐于帮助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在致盛宣怀的信中也对孙中山评价颇高，称其“少年英俊”，“其志不可谓不高，其说亦颇切近，非若狂士之大言欺世者比”，因此“以尺函为介”，请盛宣怀帮助“俯如所请”，“上书傅相”。然而盛宣怀不知何故未能荐成，仅在所收郑函上注一“孙医士事”字样了事，再无下文。
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仍很重视盛宣怀在发展实业方面的作用，多次与其互通信函。1912年秋盛宣怀自日本返回上海后，孙中山先后两次面晤盛宣怀，畅谈发展中国的铁路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