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盛宣怀的政治倾向
辛亥革命网 2011-03-22 00:00 来源：《黑龙江社会科学》 作者：宿丰林 包汉 查看：
原题为《辛亥革命后盛宣怀的政治倾向——兼谈盛宣怀与孙中山、袁世凯的关系》
盛宣怀是近代中国的重要历史人物之一。他因大力创办中国早期民用工业企业而享有“实业巨子”的美誉；也因曾充当中外反动势力的走卒而留下了“买办官僚”的骂名。他的政治地位同他的经济业绩一样显赫，如果不是“四川路案”使他一夜之间成了革命与反革命双重打击的对象，他可能会在“办大事”、“做高官”的道路上走得更远。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说，盛宣怀不过是一个悲剧人物：正是他所办的“大事”，加速了他所竭力维护的那个制度的灭亡。辛亥革命后的盛宣怀虽已离开政界，但并没有游离于政治斗争之外。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派与封建专制势力两大对抗势力的代表人物孙中山与袁世凯都与盛宣怀保持着某种程度上的联系，处于孙中山和袁世凯之间的盛宣怀，曾经尽力平衡关系，以保护和发展他的实业，因此在某些场合也对这两位风云人物有过比较中肯的评价，但总起来看，他的阶级立场是鲜明的，对孙中山和袁世凯一贬一褒、一抑一扬的态度也是鲜明的。
一、与“革党”、“袁党”的关系
1911年10月10日夜武昌起义点燃了辛亥革命的燎原之火，盛宣怀成了辛亥革命的打击对象，当时担任清政府邮传部大臣的盛宣怀，积极策划并执行了收铁路、劫路款、卖国权的罪恶活动，因此保路运动的斗争锋芒必然首先集中到盛宣怀的头上，而盛宣怀也必然会对保路运动怀有一种不共戴天的仇视之情。及至辛亥革命全面展开，盛宣怀对“革党”是又恨又怕，以至当时就有人说：“杏老最怕革党”。
盛宣怀不只是成了辛亥革命的打击对象，也成了清王朝群臣弹劾和攻击的对象。宣统三年九月五日（1911年10月26日）的一道上谕革去了他的邮传部大臣一职，并认定“祸乱之源，皆邮传大臣盛宣怀欺蒙朝廷，违法敛怨，有以致之。此次川乱之起，大半原因，即以该部奏定，仅给实用工款以国家保利股票，不能与粤路商本一律照本发还，又将施闰章等所亏到数百万弃置不顾，怨苦郁结，上下争持。川乱既作，人心浮动，革党叛军乘机窃发，该大臣实为误国首恶……盛宣怀受国厚恩，竟敢违法行私，贻误大局，实属辜恩溺职。盛宣怀著即革职，永不叙用。”
就在盛宣怀革职令下达的当天，盛宣怀草拟了一份驳斥资政院保清派对其“奏劾”的奏折，竭力为自己辩解，将所列全部罪名，一概推翻。但由于革职令已下，这份奏折还没能来得及上奏，盛宣怀就狼狈离京，先由青岛避往大连，然后辗转去了日本。
盛宣怀在日本一住10个月。其间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迁。盛宣怀自离开北京之日起，就一直在关注政局的变化，其政治态度也随着清王朝的迅速崩溃和革命的蓬勃发展而发生了一些变化。赴日之前的一段时间，盛宣怀不知所措，眼看朝廷大势已去，无力回天，想与“革党调和”，又怕得罪“袁党”，只好采取了一种暗中活动、静观世态发展、以求保护自己的策略。1911年12月，盛宣怀后妻庄畹玉的一封家信，披露了盛宣怀此时的矛盾心境：“与革党调和之事，日内由朱子尧与其开议，朱已允其十万元。彼党未允。据朱云，极少须二十万元方能议妥。我须待此事结束后，始能赴东。惟闻陈都督（指陈其美——引者）权力不足，恐结束后别处又生枝节耳。此事准由众师爷出名，你只作不知。缘现在唐少川（指唐绍义——引者）又在沪，我们一举一动，袁党无不悉知，故不能不慎重行事。”
很明显，盛宣怀意欲调和“革党”，不过是形势所逼，不得已而为之。清王朝将他作为“替罪羊”抛了出来，“革党”将如何对待他，他心中无底；更重要的是，他担心庞大的私产及公司产业有可能被“革党”悉数“充公”。因此，在与“革党”关系方面，他格外小心，表现恭顺随和，似乎已成了“革党”的同路人。但在实际上，盛宣怀的政治倾向并未转向“革党”一边。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新政权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为解燃眉之急，拟以汉冶萍公司财产作抵押，向日本借款。当南京临时政府代表将此事转告在日本的盛宣怀，请其援助时，盛宣怀表面上表示“义不容辞”，实际上并未诚心相助，以致黄兴不得不以十分严厉的口气责斥盛宣怀说：“前电谅悉。至今未得确切回答，必执事不诚心赞助民国。兹已电授全权于三井洋行直接与执事交涉，请勿观望，即日将借款办妥，庶公私两益，否则民国政府对于执事之财产将发没收命令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