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看辛亥革命时期的阎锡山(5)

1947年，身着军装的阎锡山

　    阎锡山率部先到五寨，不久，进抵河曲。1912年1月4日，又从古城镇出发，10日到达包头附近。1月12日，占领包头，民军缴获了许多枪械马匹。1月20日，王家驹、张树帜等又占据萨拉齐。萨拉齐失陷，清军驻绥远将军堃岫大为惊慌，急忙组织对山西民军的抵抗。1月25日，双方在刀石村（今陶思浩东站）激战。统带王家驹在指挥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使民军受到挫折。之后民军由拖斯和村转至寿阳营村，在此略加整顿后，即向归绥道口外十二厅之一又是商业繁华的水旱码头托克托进攻。在义军的威慑下，托克托的通判（厅的最高行政长官）包富荣最后顺应民情，决定打开城门迎接山西民军。1912年1月28日，山西民军不费一枪一弹进入托克托城。阎锡山第二天便发出安民布告，并招募兵丁扩大民军，筹措粮饷，准备再战。阎锡山在托克托城住了半个月，在这期间，南北议和已近结束，当时主持山西政务的清官员李盛锋曾派人持信前来，请阎停战，并催其返省。而其时，清廷已调集第一镇之一个协增防绥远。赵戴文等担心，在强敌进攻下，民军会吃大亏，甚至全军覆没，于是，阎锡山放弃攻归化（今呼和浩特市）的计划，由托克托南下向山西转进，于1912年2月18日（农历壬子年正月初一），抵达忻州。因袁世凯的阻挠，到4月4日才返回太原，复任都督。

　　阎锡山率领的北上民军，在短短的半个多月里，连克包头、萨拉齐、托克托三城。山西民军虽然付出了很大牺牲，但却沉重地打击了绥远清军，使被清廷视为其后方基地的绥远受到了很大震动，革命烈火在草原上也燃烧了起来，从而促进了北方革命形势的发展。

　　对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有贡献

　    从阎锡山在辛亥革命前夕和辛亥革命中的一系列活动来看，可以清楚，阎锡山对辛亥革命的贡献和功绩是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的。

　    然而，也不能不看到，阎锡山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并非十全十美，无懈可击。如阎锡山因燕晋联军的失败和娘子关的失陷曾一度情绪低落消沉，甚至对革命产生动摇，他率北路军行至大同时，曾想辞去都督，说什么“我不干了，吾将去五台，削发入山，请诸君谅我，感恩不尽” 。再如，当阎锡山返回忻县，正准备向太原进发时，当天袁世凯来电，电令他“仍驻原地，静候调查，须有本大总统令，方可移动，并令转饬温寿泉等遵照。如违即以违令论” 。受到当头棒喝的阎锡山，为早日复任都督，又是派人前往北京与袁说项进行通融，又是不顾孙中山对“建都南京”的强调，赞成袁世凯定都北京，向袁讨好输诚等等。因此，难免使人诟病。如有人就认为阎锡山是“伪装革命”、“投机取巧”、“首鼠两端”，“窃取了山西辛亥革命的果实”等。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阎锡山的这些作为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因素。

　    对于阎锡山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要做出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应当把阎锡山的活动置于特定的历史范畴之内，即在时间上以南昌起义为标志或再往前推一些，直至1912年2月共和告成。因为在太原首义之前，阎锡山等实际上已在酝酿着革命。把阎锡山在共和告成执政山西后的作为也当作他在辛亥革命中评价依据，那显然是不对的。因为，阎锡山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历史条件下，他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而参加革命活动时发挥的。而阎锡山执政山西后的作为，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下为巩固和发展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的实践中形成的。共和建立之前后，社会变革的主要内容已有很大的不同。因此，不能以后者推论前者，或是以前者替代后者。这样做都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其次，对阎锡山在辛亥革命中所表现出的动摇、妥协，应当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以及领导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的具体状况进行分析。中国有着几千年封建统治的历史，辛亥革命前，封建势力仍很强大。中国的资产阶级是在洋务运动后，随着中国工商业的发展才出现的一个力量比较弱小的新型阶级。在这个阶级中，有不少是由封建地主、封建官僚、士大夫转化而来的。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都有着内在的联系。在这个阶级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弱小的时候，对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往往会妥协、屈服。作为这个阶级成员的阎锡山，在当时也不可能完全超脱于这个阶级的局限性。在他身上也不可避免地要带有这个阶级的特点的印痕。他在辛亥革命中的一些失误、过错，并非偶然。重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对阎锡山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和作用的评价，也许会更客观、更深刻一些。

　    再次，对于阎锡山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的评价，一定要坚持历史主义，以事实为依据。结合当时的政治现实、社会环境、历史条件等，对阎锡山所作所为的动机，活动的过程，其间所处的地位，活动的结果及其作用和影响等，在掌握翔实准确史料的基础上，予以认真分析研究；同时，要坚决克服“左”的思想，摒弃“胜王败寇”的封建主义治史观。不能因为阎锡山执政山西后有着反共反人民的种种罪过，并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的彻底失败而流落台湾，就否定他在辛亥革命中的积极作用，并把他执政山西后的种种作为说得一无所是。是就是是，非就是非，是非不能混淆，历史应当正视。

　    （作者系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山西省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