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看辛亥革命时期的阎锡山(4)

　　南、北两路军的南下北进，虽然未能完全实现所要达到的目的，但它却沉重地打击了清军势力，瓦解了清山西的地方政权，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全省的革命。

　　阎锡山与吴禄贞联盟，燕晋联军兵败娘子关

　　太原首义，清廷大为震动。由于山西处于京畿之内，东出可扼京汉铁路的咽喉，西守可联陕军之力，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所以，太原起义的第二天即10月30日，清廷便令驻防于河北保定的清新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出任山西巡抚，并要其“迅速赴任，毋庸来京陛见”，可见清廷对山西变故极为重视。吴禄贞奉命后即令第六镇第十二协协统吴鸿昌，率部开赴石家庄。吴禄贞也于11月3日抵达石家庄。

　    阎锡山对于清军进驻石家庄的目的自然清楚，因而十分忧虑。正在这时，吴禄贞派其副官长周维桢带着他的亲笔信，专程前来太原谒见阎锡山。信中除对阎锡山的太原首义大加称赞外，还就当前形势表明自己的看法，认为“然大局所关，尤在娘子关外。革命之主要障碍为袁世凯，欲完成革命，必须阻袁入京。若袁入京，无论忠清与自谋，均不利于革命，望公以麾下晋军开石家庄，共组燕晋联军，合力阻袁北上”。吴禄贞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清廷为对付乱局，于11月2日任命被罢黜的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此时，袁正在督师汉口，急于返京赴任。而阎锡山当初兵分三路，主要是为防止清军来攻，并在山西南北发动革命。但他并不仅限于此，更大的打算是“顶好是出兵直隶正定，一方面可堵住山西的门户，一方面可以断绝平汉路的交通”。但眼下力量有限，只好“先移师一部进驻娘子关，视清廷对我行动，再作攻守之计”。对于10月30日清廷所下的“罪己诏”，阎也认为“此不过缓和革命欺骗世人的手法，并非真心悔过，为中国前途计，必须彻底摧毁满清政府统治” 。吴禄贞的来信所讲正与阎锡山的愿望不谋而合。若果能如吴之信中所说，不但山西可免遭清军进攻，而且能够实现“出兵直隶”，直捣北京的目的。同时，阎锡山对吴禄贞也比较了解，知道吴曾在1900年和唐才常组织自立军，在安徽大通县密谋起义，失败后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先后参加兴中会和华兴会。所以，阎锡山当即复电吴禄贞，表示一切同意，并且为了详谈建立联军事宜，与吴在电话中相约11月4日在太原至石家庄之间的娘子关会晤。

　    吴禄贞到石家庄后，曾采取种种办法，拖延对山西的进攻，更为重要的是11月4日，吴禄贞还派十二协参谋何遂率领部队在石家庄车站截留了一列由北京开往武汉前线的满载枪械弹药、粮食服装和银饷的列车。这实际上等于是向清廷宣战。

　    11月4日下午1时，阎、吴双方如约在娘子关会晤，在融洽热烈的气氛中，双方决定成立燕晋联军，公推吴禄贞为联军都督兼总司令，阎锡山为联军副都督兼副总司令，温寿泉为参谋长，并次定山西民军派两个营开赴石家庄归吴指挥，共同执行截断京汉路的任务。11月5日，阎锡山便派出晋军先头部队一营，由祖树裳率领乘车开往石家庄。看来事情正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但就在此时，风云突变，袁世凯急于返京赴任，但因吴禄贞据守石家庄而未敢起行，所以，对吴恨之入骨，密谋策划，用重金雇用杀手，于11月7日清晨将疏于防范的吴禄贞刺杀于石家庄火车站所设的办公室，同时遇难的还有周维桢和参谋张世膺。对于吴的遇害，阎锡山十分悲伤。吴遇害后，吴的副官齐燮元曾带领一个连宣布起义，山西的景定成、仇亮、姚太素等也率兵一部由娘子关出发于11月7日抵达石家庄，与何燧、第十二协协统吴鸿昌会商善后事宜，但吴鸿昌害怕，中途变卦，带着部队向栾城开去。至此，仅存了几天的燕晋联军便以悲剧的形式而告结束。

　    虽然燕晋联军失败了，但是，它却在一定程度上迟滞了袁世凯进京的时间，牵制了清廷增援南方的力量，同时也延缓了清军对山西的进攻。对此，1912年9月19日上午，孙中山在太原山西大学礼堂举行的山西政界欢迎会上发表即席演说时曾讲道：“去岁武昌起义，不半载即告成功……使非山西起义断绝南北交通，天下事未可知也” 。这里“使非断绝南北交通”当指冀晋联军的重要作为是无疑义的。

　　燕晋联军失败后，袁世凯即加紧了对山西的进攻。为抵御清军的进攻，阎锡山曾派兵增援娘子关，还偕马开崧到娘子关督战。12月9日，清新军曹锟的第三镇开始向娘子关进攻。驻防于娘子关一线的民军虽然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况且民军缺乏炮兵“虽有可守之地，而无可守之器”，娘子关终于在12月12日失守。阎锡山等仓皇返回太原。随后，曹锟便率部向太原进发。

　　转战绥远包头，连克三城

　    面对清军的进逼，对于是否坚守太原，阎锡山召集军政府主要负责人多次集议，但各执其词，意见不一，而形势又相当紧迫，于是阎锡山便按景定成先前提出的“分兵南北”之议，由温寿泉、景定成、杨彭龄等率部分民军南下而去。温寿泉率领的南路军，计划南下后攻占河东，然后出兵河南，以图大举。南路义军进至洪洞后，鉴于平阳城清军力量雄厚，遂决定暂不攻平阳，而绕道至河津。等与陕西义军取得联系后，先下运城，再攻平阳。为此，义军一方面成立了有数千人的“蒲解两属民团”，王用宾等还分别潜赴河津等县调集兵力；另一方面，则加紧了与陕西义军的联络。陕西义军秦陇复汉军司令陈树藩和井勿幕、井月秀等率领部分兵力东渡黄河后，于1911年12月29日进入运城，占领了晋南这个重镇。接着，在陈树藩主持下，成立了由温寿泉为首的河东军政分府，各县知事均选派革命党人充任。南北议和期间，平阳又得以光复，于是晋南地方完全掌握在了河东军政分府手中。对运城的占领及河东军政分府的成立，有力地推进了革命在山西晋南的进展，而晋南革命的胜利又对山西和北方革命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阎锡山与赵戴文、张树帜等率部分义军向北进发。阎锡山之所以拟去绥远包头一带，是因为清廷在内蒙古中部和西部地区所设的归绥道，是山西省的四道之一，这里有着一定的革命基础，同时，经济也比较富庶，相对晋北也离清军主力较远，阎锡山想依此“暂避其锋”，以“待有利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