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的领导人——刘静庵(4)

　　可悲的是，按起义命令10月9日夜以南湖炮队的炮响为号，各部按既定方案同时起义。而给炮队传达命令的人员杨某为内奸，他不仅未给炮队传令，反而向湖北提督张彪告了密。深夜11点，清军突然包围了设在小朝街85号张运辅家的起义军总指挥部，除极少数人员突围外，在总指挥部的绝大多数日知会高层领导如刘复基、彭楚藩、陈宝诰、牟鸿勋、龚侠初等或壮烈牺牲、或被捕入狱，又在此街抓捕杨鸿腾和巡警学社70多人。因未听到炮响，起义军各部苦等一夜而未发动起义。10月10日，清军按在总指挥部查获的日知会人员名单抓人，有革命党人开枪起义，各地听见枪声纷纷按原计划起义。起义成功后，各路人马到指定广场（今首义广场）集合，然群龙无首，后来有人提议，说黎元洪曾私放过刘静庵，也算是刘静庵的救命恩人，对日知会有恩，不如就让他暂时为首。当时也没什么好办法，便派人去找黎元洪，黎以为义军要杀他，吓得屁滚尿流。就这样，黎元洪稀里糊涂的当了起义军首领。

　　武昌起义后，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可谓是“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据曹亚伯回忆，武昌起义时，同盟会已名存实亡，由于孙中山多次到海外募集资金，孙中山在《孙中山回忆录》中说：“我开始扮演一个新角色，即政治基金募集人”。孙中山说，募集资金比发展革命组织、组建军队、发动武装起义都重要。他募集资金后，买通会党和民军起义，但屡屡失败，海外人士早已寒心，因为这条路根本就走不通。孙中山和黄兴等人都已无法募集到资金，同盟会成员已各自散去。章太炎所写的《焦达峰传》记录，“孙文的强势作风”、“同盟会的举趾舒缓”、“令焦达峰等人十分失望，他们认为，同盟会是靠不住的”。曹亚伯《武昌革命史》记载，当时同盟会“东京党部，仅属宣传机关，努力于《民报》之出版，及各方之通讯而己”。孙中山是正在美国一家餐厅里打杂洗碗时听到武昌起义消息的。由于刘静庵、刘复基等日知会高层领导已死，既是日知会成员，又是同盟会成员的宋教仁、黄兴等才把孙中山扶上了总统的宝座。日知会流血牺牲，所取得的胜利果实轻而易举的被同盟会所摘取。更可悲的是，国民政府虽追赠刘静庵“大勋位”，但对“刘静庵”、“日知会”讳莫如深，惟恐其出现影响国父孙中山的形象。在许多历史档案、文献资料中，尽量将“刘静庵”、“日知会”隐去，刘静庵所著的书、所写的诗文也消毁殆尽。更有人说日知会是同盟会的分支机构，真是可笑之至。

　　其一，日知会比同盟会成立的时间早。同盟会是1905年8月20日在东京成立的。据孙中山的机要秘书冯自由所著《革命逸史》记载：“癸卯甲辰（1903年至1904年）间，以国是日非，决非和平手段所能匡救，逐另创日知会为革命运动机关”，经考证，日知会秘密成立于1904年底，可见日知会比同盟会早一年成立。

　　其二，日知会比同盟会会员多10倍。冯自由《革命逸史》中说日知会“陆续签写誓约者为数不下万人”，曹亚伯《武昌革命史》中也说日知会“数约万人”，而《革命逸史》中记载1908年底同盟会会员只有960人，不到日知会的十分之一。

　　其三，日知会掌控着强大的军队，湖广新军中半数以上由日知会所介绍，这些人参军时无论是否加入日知会，都曾发誓效忠日知会，《武昌革命史》中记载：“入伍之先，必受科学补习所之秘约。约中大意，谓吾汉人四万万，亡国于满清之手，已二百数十年，受尽苦痛，诸君此次入伍，务学成健儿，待时机至，即起而革命。”这是同盟会无法比拟的。

　　其四，日知会及分支机构遍布除西藏、台湾、青海之外的全国各省市。而同盟会同期的主要成员和主要活动大都在国外，有点隔靴搔痒的味道。

　　总之，同盟会与日知会除宗旨相同外，是两个不可相提并论的组织。一些吹牛拍马之辈的胡作非为，不仅引起了日知会许多成员的不满，其他会党人士也愤愤不平，因而导致党争日益加剧。为了平息党争的矛盾，既是日知会的元老，又是同盟会元老的宋教仁、黄兴等，联合当时各个会党于1912年8月7日成立中国国民党，许多日知会会员和其它会党的主要成员被强拖硬扯进了国民党，并推举孙中山为理事长，宋教仁为代理事长，党争才有所缓和。

　　刘静庵之所以未达到应有的知名度，一方面是同盟会得势后，大肆建立分支机构，迅速扩充会员，而日知会高层多人死亡，组织停滞发展，更有人想将武昌起义的功劳送给孙中山，有意混淆视听；另一方面，刘静庵所用的名字实在太多，就是他自己给人写信或签名，有时用“敬安”，有时用“敬庵”，以致现在的许多文献资料和回忆录中，刘静庵名字五花八门，对研究刘静庵的革命活动多有不便。辛亥革命已经百年了，我们应当正视历史，还历史的本来面貌，公正评价刘静庵对武昌起义所作的巨大贡献，堂而皇之的告知世人，武昌起义的元勋就是潜江人刘静庵，以慰籍这位民主革命领袖的英灵。

　　附前言：我出生在湖北省潜江市，与刘静庵是同乡，更巧的是我同刘静庵嗣子（胞弟刘世民之子）刘应松的曾孙刘芬、欧阳康是在同一机关院子里长大的，刘芬大我两岁，阳康小我两岁，我们两家住在同一栋楼的同一单元、同一层楼，门对着门，两家关系甚密，串门时谈论最多的就是刘静庵、日知会，向他爷爷奶奶打听最多的也是刘静庵。两家人外出，无论是去北京、上海，还是南京，总要去最大的书店里瞧瞧，看看有没有关于刘静庵、日知会的书。特别是我在武汉上大学期间拜读了曹亚伯的《武昌革命史》、张难先的《湖北革命知之录》，还有范腾霄、冯自由、熊十力等辛亥革命先驱所写的回忆录，刘静庵的形象在我脑海中越来越清晰、越来越伟大。为了武昌起义，他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和生命，他才是武昌起义的真正领导者、民主革命的伟大领袖，辛亥革命的元勋。在这位伟人去逝100周年之际，不为他做点什么，我觉得太对不起他了。于是，我写了这篇文章，以慰籍他的在天之灵！

2011年7月13日于武汉南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