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的领导人——刘静庵(2)

　　四、刘静庵时期，即组建革命团体（1904—1906年）时期：

　　曹亚伯《武昌革命史》记载，“癸卯（1903年）三月，予复返新化中学，过武昌访吴禄贞，问胡宗琬之行踪，彼己派至沙市、宜昌、湘西一带与会党联络去矣，先是刘静庵于武昌组织一救世军，秘密军中同志分途运动，闻胡宗琬将至鄂，会合于蛇山之顶，准备欢迎，到会者即刘与辜天保、季雨霖、方柏年、张汉、徐行平、徐于七人，胡至后，即组织成立科学补习所于武昌山前东厂口”。成员还有冯特民、朱滓淘、时伯粥、宋教仁、易本羲、张阴林、王汉、朱子龙、黄兴、陈天华、吕大森等。

　　1904年7月3日，科学补习所迁至武昌多宝寺街，正式挂牌并举行集会，还调整了领导班子。刘静庵提议吕大森为会长，大会推举胡瑛为总干事，曹亚伯主管宣传，时功壁主管财政，宋教仁主管文书，康建唐主管庶务，刘静庵名义上只做前锋营干事，实际上，刘静庵才是总负责人。特别是刘静庵离开军队后，坐阵科学补习所，大小事务一律由他处置。科学补习所会员多是军队和学校两界人士，成员遍布长江流域。

　　1904年10月，慈禧得知黄兴准备在湖南起义的消息，派军警在长沙大肆搜捕，逮捕了两名重要革命党人。并得知黄兴为武昌科学补习所会员，受刘静庵派遣到长沙组织起义，8月间曾到武昌科学补习所向刘静庵等人汇报，约定长沙、武昌同时起义。刘静庵已作了周密的部署：刘熙卿负责武高学堂，欧阳瑞骅负责文普通学堂，张难先负责工程营，他自己负责新军马队，王汉负责刺杀张之洞、易本羲负责刺杀湖北提督张彪、李胜美，张难先率工程营劫火药库等等。长沙军警将这些消息通知了武汉军警，好在黄兴已于1904年10月28日及时派黄吉亭到武昌送信给刘静庵，刘静庵立即召集科学补习所的会员作应急安排：胡策、王汉等人将准备起义的枪械藏到汉阳鹦鹉州，刘静庵负责销毁文件册据，张难先通知会员紧急转移。当天夜里军警包围了科学补习所，却一无所获，只是查封了科学补习所。

　　科学补习所被查封之后，军警并没有大肆追捕革命党人。刘静庵化名金昂同徐祝平到各地考察，后回到武昌，他看清了张之洞的两面性：一方面朝野腐败，内忧外患，他理解革命党，对武汉的革命党睁只眼、闭只眼；另一方面，他是湖广总督，位高权重，为保其地位，又不得不听令于朝庭。针对他的两面性，刘静庵想了一个既能掩人耳目，又能从事革命活动的办法。朝庭不是怕洋人吗？他就加入美国基督教在武昌高家巷的圣公会。经过多方活动，刘静庵得到当时任圣公会会长胡兰亭的同意，接受洗礼成为基督教徒，主教吴德施为其主持洗礼仪式，取名保罗。入教后，刘静庵任文华书院神学系汉文教习，兼日知会司理。日知会是圣公会的书报阅览室，司理是负责订购报刊、图书、管理阅报室的负责人。刘静庵担任日知会的司理后，以教会名义从日本、上海等地订购许多进步报刊，如《黄帝魂》、《革命军》、《民报》、《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文字狱》、《警世钟》、《猛回头》等。经常邀约科学补习所的会员在此聚会，商讨革命事宜。因为这里是教会办的图书阅览室，清政府一般不会干预。由于刘静庵的有效工作，前来日知会看书读报的学生，士兵和社会各界人士越来越多，络绎不绝。教会又让刘静庵配备干事员、评议员，刘静庵乘机召入革命党人，并召集科学补习所的革命党人，决定将科学补习所改名为日知会。以日知会的名义，有洋人护着，又不为清政府注意，办起事来容易得多，特别是吸收会员顺理成章。1904年底，经集会推举刘静庵为日知会总干事，幸天保、李亚东为干事，冯保民、陆费为评议员，此五人为革命团体日知会的最高领导层和机关办公人员。刘静庵还起草了《日知会章程》。经过一年多秘密发展，日知会已成为中国当时最大的革命组织，已有会员一万多名，重要名人有黄兴、宋教仁、董必武、柳亚子、秋瑾、蒋翊武、刘复基等，外围组织人员几十万人，其中洪江会就有十多万人；开办了文华书院、江汉公学、明新公学、东游预备科（到日本留学前的培训班），这些学校每年招生一千多人；创办了鸠译书舍印刷厂，专门打印革命书籍；创办了《文华学会》刊物，刘静庵任总编；还设有黄冈军界讲习社，专门宣传革命思想。如此宏大的组织，秘密活动已不能满足革命发展需要。1906年2月，日知会公开举行成立仪式，当天到会会员100多人，刘静庵主持大会，冯特民宣读《日知会章程》，刘静庵、朱子龙、孙武等在大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张汉杰记载的刘静庵的讲话中有：“我们日知会重又成立”，目的是“救中国危亡，成立一新中国”。

　　日知会公开宣布成立后，迅速将骨干成员调整或派往各地的分支机构，胡厚斋在江西九江，文晋公、柳世俗在南京，濮以正在安徽，幸天保、吴昆、徐祝平在奉天（今辽宁），冯特民、冯大树、郝可权在新疆伊犁，梁耀汉、彭汉一、周海珊在四川，吴禄贞、程家柽在北京，蓝天蔚在关外，曹亚伯、范腾霄在日本东京，负责与同盟会联系，日知会的势力遍布二十几个省市，革命风暴山雨欲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