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首义第一人蒋翊武(4)

　　二是“革命分裂论”。武昌首义时，人称蒋翊武、孙武、张振武为“首义三武”，首义成功，“三武”分裂，终被反革命所利用是事实。但蒋一开始即“以革命利益为重，慨然应允”二团体联合，坚持统一合作“实为团结湖北革命力量之重要关键”的认识与实践。共进会成员李作栋曾说：“三武比较起来，孙武不如振武，振武不如翊武。翊武纯朴，即敌对者亦表示好感。”还说“刘公才干不如孙武，孙武品质不如翊武。”因此，“三武”之分裂，绝不是蒋之过错。孙武的追随者硬把“三武”之争说成是“个人权势之争”，或各打五十板，或诬蒋“心胸狭窄”。其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之谬，令人咋舌。

　　三是“战守非力”论。蒋翊武的首义第一功，史学家王建中记述为：武汉三镇光复，黎元洪当上都督，“任蒋为军事顾问。建议兵贵神速，请令张廷辅率师出武胜关，遏清军南下。未决，清军旋长驱薄汉口。蒋曰：‘兵法先发制人，吾计不行，今为敌制，宜速迎战。’黎以蒋为防御使，任战守，反对者忌其能，请任张景良为总指挥牵制之。张固刚愎，凡蒋所计画，悉不容，遂拱手奉汉口于冯国璋，火其市。虽经黄兴力战，已成焦士矣。汉阳败，黄兴去鄂，黎元洪退驻葛店，武昌岌岌不保。蒋以军界引重，继黄兴为战时总司令，区沿江为四部，以张廷辅，杨载雄等分驻扼守，清军不得逞。旋停战，改驻汉招抚使，开诚布公，清军多被感化，释甲来归者踵相接。和议成，长湖北军务部，旋即引去。”孙武之流，不仅战时躲在敌后隔岸观火，还对蒋颁命令、作战布署横加指责，肆意谩骂。待到蒋独支危局，赢来袁世凯愿停战求和、英国人愿出面调停时，黎、孙通过背后阴谋，纠集小人，采取非法会议，强行撤消了蒋的“战时护理总司令官”。此后，孙武还诬告蒋翊武私动招抚经费，“用作购买枪械，扩充私人武力”。黎、孙如此作为，完全是脏人掩己、抢功夺权的卑劣行径。

　　四是“盲动论”。蒋不善与人周旋，也“不以外观相夸耀”，不被同盟会及其领导人所了解，尝备遭轻视。孙武一派则常借势宣扬“孙武所做的贡献并不亚于蒋翊武”，谎称蒋“所领导的文学社，就不曾有一个系统的政治纲领，其政治主张也没有超出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时期单纯反清革命的范围，对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宣传得很少”。但不少研究表明，不仅“首义三武”，就是整个辛亥革命中，蒋对革命的探索创新、对孙中山的真诚拥护、对三民主义的理解宣传、“倒黎反袁”的不懈努力，都高于同时代多数人。只是由于蒋生命短暂、文学社同仁牺牲殆尽，黎、孙合谋刻意去蒋，使得蒋办报纸、文函史料遗存稀少，给对手留下了可乘之机，给历史留下了不白隐患。然所谓孙武为孙文嫡系则全不属实：不说孙武海吹自己是孙文之弟、有钱有关系之说已成历史笑柄，更何论孙武南京跑官不成，怒窜上海，纠集“民社”，公开“反孙倒黄，捧黎拥袁”之令历史不齿了。

　　其三，地域观念作怪。武昌首义发生在鄂省首府，湖北革命军总指挥部由文、共两团体骨干共组，形成“人联心未连、形合政难合”局面。刘公、孙武和居正均湖北人。而文学社领导除詹大悲外，基本都是湖南人。受旧时传统地域观影响，不少湖北人尤其是共进会员，不愿外省人建功获荣，更不愿湘人得益。当蒋翊武提出黄兴出任“两湖大都督”合理建议，共进会成员竟丧失革命理性予以否决，完全是不让湘人黄兴居鄂人黎元洪之上的心思使然。张振武曾是孙中山追随者，在武昌起义和湖北军政府建立中，曾表现出坚定的革命党人立场。但由于地域观念作怪，后竟沦为“民社”发起人之一，言行转倾以黎为首领的“武昌集团”。民国初年建立的武昌起义纪念馆，主要宣传湖北人的功劳，对外省党人，特别文学社和蒋翊武，则尽可能矮化、虚化、边缘化，很多鄂籍党人对此习以为常。时至今天，仍有一些湖北人盲目热衷为黎元洪之流出书立传、修墓颂功，却不愿研究宣传真正的首义第一人。

　　其四，部分民国史学家的主观意识作祟。国民党主政时代，蒋介石、汪精卫争打孙中山旗号，争造“国父”运动，扩大宣扬国民党的正统地位，有意拔高同盟会、兴中会作用。此期的辛亥著述，大多写组织源流，以兴中会——中国国民党为正宗；写革命领导者，以孙中山、陈其美为中心；以一党一人划线衡论是非，臧否人物，不乏删削、涂饰之弊。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稍稍述明两湖地区革命团体实绩，竟被国民党中央以“不符合事实”为由查禁。在武昌起义是“同盟会或中部同盟会直接领导”论、“广州起义先于（高于）武昌起义”论、“辛亥革命是同盟会革命”等权力意旨史学掩盖下，蒋翊武功绩被抹煞，地位遭湮没，甚至可笑到不愿使用“武昌首义”一词、不宣传桂林丰碑的偏狭地步。

　　其五，早期极左思潮和后期浮躁心态的影响。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出于政治原因，中国近现代史学很难脱离红色史学一边倒、概念化轨迹。虽然整体上正确肯定了孙中山，但承袭的是国民党捧孙为至尊（神化）的做法，实际上抹掉了蒋的核心作用。辛亥50年大庆后的大小正史宣传，不仅蒋的首义第一人地位不见，甚至被很随意地摆到极后位置，或干脆略而不提。改革开放后的“戏说”、“恶搞”、“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等文化乱象纷至沓来，不少“写手”拾孙、黎牙慧，演绎许多似是而非的故事，使蒋翊武形象面目全非。正如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郭世佑所说：“在漫漫历史长河中，由于宣传等种种因素，历史的真实难免会被或多或少的扭曲。当然，真正领导辛亥革命爆发的第一人也就在宣传的历史话语中被淹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