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徐乃昌与民国《南陵县志》(3)
辛亥革命网 2012-02-28 00:00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王桂云 查看:
爱国仇倭。徐乃昌赴日本东京考察学务时,有次日本军国主义者当着中国留学生的面,公开蔑视我中华民族,向全校日本学生说:“苹果甜吗?你们喜爱吗?它出产在中国东北,我们大日本帝国要富强起来,夺取中国,首先占领东北。”徐乃昌听罢大怒,拂袖而去,愤然回国。
“一二八”、“九一八”事变后,上海沦为孤岛。徐氏坚贞不屈,终日闭门不出,只与当时佛教界名僧释印光、释妙真(苏州灵崖山有印光塔,妙真法师为住持)、名流王一亭、丰之恺等专研佛学,以避乱世。与世尘隔绝。对原来故旧王揖唐、梁鸿志、罗振玉之流沦为汉奸,卖国求荣,切齿痛恨,彻底断绝关系。平时经常教育子女读文天祥的《正气歌》。当其弥留之际,还告诫子女:“中国人要有志气,要学伯夷、叔齐,宁饿死首阳山下,也不作亡国奴!凡是当汉奸的戚友,必断绝往来,牢记、牢记。”其忠贞爱国,坚持民族气节,令人景仰。
伦明在《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外二种)》(北京燕山版)之第46页有上面这首给徐先生乃昌之七言绝句。“刊成闺秀百家词,好事南陵合绣丝。堪笑痴儿保孤本,至今还是宋元时。”说的是徐先生致力于收藏、刊刻与出版也。——南陵徐积余乃昌,尝刊《清闺秀词集》初二编。无专集者,别为《闺秀词抄》。凡百数十家,搜罗不易。缪筱珊序君《随庵丛书》,引顾涧薲语,谓宋元旧本,日渐散佚,宜复刻之,勿失其真。是缩今日为宋元也,是后千百年为今日也,云云。《随庵丛书》初二集,皆宋元本,其中有假之他人者,亦有不甚可信者。他刻若《许斋》《积学斋》二丛书,则近人著作也。闻所藏已尽散,其佳者多归天津李嗣香。”其中“堪笑痴儿保孤本”一句,非个中人不能如此肯綮到位。
3、徐乃昌早在青年时代就开始了藏书活动。光绪十四年(1888年)二十岁的徐乃昌在古书的渊薮——京师琉璃厂结识著名学者缪荃孙。缪荃孙是近代最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他参与创建了北京图书馆的前身——京师图书馆。他的版本目录学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他关于古书善本的标准至今还被人们奉为金科玉律.与缪荃孙订交,使年轻的徐乃昌获益非浅。在与缪荃孙的交往过程中,徐乃昌大大开阔了眼界,提高了鉴藏古籍的标准,坚定了以藏书为终生职志的信心。对他日后的藏书刻书事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来徐乃昌撰《积学斋藏书志》,即请缪荃孙为之序;缪氏曾语人曰:“我的‘艺风堂’清人文集虽有千种之多,但比起‘积学斋’只是小巫而已。”故徐氏藏书之多、之精、海内闻名,时人誉之为藏书巨子、刻书大家。据徐氏嫡裔称,其藏书盛期达数万卷,与当时我国著名藏书家南浔刘氏“加业堂”、常熟翟氏“铁琴铜剑楼”齐名;能与其戚谊安徽省贵池县刘世衍(字葱石)“聚学轩”媲美。又与叶昌蟙相识于北京,后以二人赏析旧籍,佚有往来。可以说,徐乃昌近五十年的藏书生涯,受到同时代各藏书名家的影响极大。徐乃昌的目録学成就虽不能与缪荃孙和叶昌蟙等相比,但在保存传播古典文献方面,却有着他的独特的贡献。
徐乃昌曾与张元济、李拔可、陈叔通、缪艺风、吕鹿笙等研究古籍印刻,为清末私家藏书、刻书之代表人物,张静庐先生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一书中,论述近代刻书在中国出版史上的地位,指出它“在中国为最精”,在提到董康、陶湘、刘世衍、徐乃昌……等十五位代表人物中,徐乃昌亦名列前茅。
徐氏藏书,同时刻书、著书,内容广泛,涤洗得当,纷杂排列有序,典籍经文,诗词歌赋,水经地释,花部农谈,兵刑礼乐,金石碑帖等广博而精深。其中:自撰自刻有《南陵县志》四十八卷(民国初年)、《南陵建制沿革表》一卷、《金石古物考》一卷、《续方言》一卷,《汉书儒林传补遗》一卷。自撰尚未刊行有《积学斋藏书记》、《随庵珍藏书画记》、《金石目》、《吉金图》、《安徽省金石图》。民国12年曾影印刊刻《宋元科举三录》三卷、同年还有单刊之《玉台新咏》十卷、《徐文公文集》三十卷、民国13年影印刊刻有《锦瑟集》一卷。例如《积学斋善本书目录卡》及《金石碑帖本》六千种,存于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内;还有不少木刻版本存放在苏州报国寺内。抗日战争以前,曾赠送梓乡(安徽南陵)民众教育馆线装书数千卷,并用木板夹住,纱带扎紧,一部一部置于书庋内,藏于孔庙明伦堂真经阁上(当时为县参议会址),县长刘植派林达章继任馆长。抗日战争爆发,倭机轰炸县城,为保护好文物,林派人将几大橱珍贵文献搬至香由寺。不久,继任县长刘靖清见香由寺古木参天,林荫密布,为防空袭之好场所,命县府各科室迁香由寺办公。林达章无可奈何,只得另迁南门城外茶庵。时进隆冬,天气酷冷,县府卫兵将一捆一捆古书搬出燃烧御寒,就这样,珍贵文献被全部烧光。目前,台湾“中央图书馆”中,尚有其《闺秀词钞》三十七家十册,明复刻元版;《战国策》十卷十二册,以及宋代《宝佑四年登科录》、《绍兴十八年日年小录》,手抄本《岭峒志》、《平江纪事》等。徐乃昌尚有数十年从未间断过的日记及部分藏书,因保管不慎,有的转卖他人,迄无下落。其晚年还主编《安徽丛书》,印出各集均为皖籍学者著作,社会人士对此评价甚高。